前日与梅太郎在谈论姜维时无意中谈及桓温，梅太郎对此人颇为不齿，讥笑他为“吃软饭的机会主义者且临死想做贼的”人。 吃“软饭”的无非是指桓温是当朝天子的女婿 （这一骂实在没水平，稍微读过东晋史的人就知道，东晋偏安江南，皇权早已衰微到了随时随地可退位“以避贤路”的地步，真正的实权都是掌握在以琅琊王氏为首的那些士族手里，天子说话都没份量，更何况天子的女婿。）

　　桓温以“天子佳婿”的身份步入政界时，在当时执政者庾翼（注意，不是当时的晋明帝）的任用下，仅是个“先锋小督”，充其量不过是个临时性的中级军官，这如果就是太郎兄所说的软饭的话，呵呵，这饭未免份量也太轻了，（软则是软矣，饭不知从何而来）。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庾翼曾当面和晋明帝说：“桓温是个雄才，陛下不要把他当一般的女婿看待！”可见桓温在当时晋明帝心目中地位并不高，就算晋明帝有大权，未必会赏“软饭”给桓温吃。后来庾翼病卒，当朝辅政大臣何充任命桓温为荆州地区最高军事长官，次年，桓温以七千士卒攻取西蜀，以自己的能力证明了何充的眼光并没有错。软饭之说，实在可发一笑。

　　“机会主义者”这个称呼就更让人匪夷所思了。梅太郎说桓温以七千士卒攻取西蜀纯粹是运气好，因为当时的西蜀根本没什么出色的将领。这话实在是书生之见，蜀地险远，古来如此，。桓温率领为数仅得七千的晋军，溯江而上，经三峡，攻入巴蜀。一路上之见“绝壁天悬，腾波迅急”，当时桓温曾说“既然要做忠臣，就顾不上当孝子了”，可见当时情形的危急。而且西蜀历来是东晋的一块心病，当年为东晋扫平内乱，被尊称为“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的陶侃陶大将军，也只是留下一张“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龙”的遗表，而无奈西蜀如何，可见西蜀并不好打。如果说凭七千晋军打下西蜀是机会的话，那么后来以四万晋军北伐，两次在潼关击退前来拦截的五万前秦军队，这算不算是机会主义者的表现呢？如果这也算是机会主义者的话，那么后来率军击退以智勇闻于大江南北的姚襄，算不算是机会呢？桓温不是那种“运筹于千里之外”的人，他每次作战几乎都是亲历矢石，唉，这种人竟然会被称作是机会主义者，实在是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临死想做贼”无非是指桓温临死前曾向朝廷求过九锡。这句话骂得还算有章可循，因为历来为史者都是这样骂的。桓温在后世史官的眼中面目狰狞仅次于兴兵作乱的王敦。而他唯一的罪状就是死前想朝廷求过九锡。 什么是“九锡”？皇权最盛的汉武帝朝，就首先议论过“九锡”之礼。后来曹操接受过汉献帝所赐予的“九锡”，具体是：衣服，朱户，纳陛，车马，乐则，弓矢等。本来都是皇帝赐给大臣的荣誉物品。东晋朝廷就曾屡赐给过桓温羽葆鼓吹，班剑，甲仗等，大多拒而不受罢了。 问题在于所谓“九锡”，王莽，曹操，司马昭都接受过；后来宋，齐，梁，陈四朝的开国皇帝都曾受过“九锡”，于是乎“九锡”成了篡逆的代名词。 桓温垂死之际哪会有什么篡位之心。有件事足以证明，晋简文帝临终前曾一日连下四诏招桓温入京，与桓温私交甚深的他，在信中用的全是私交口吻，可见他急于想把后事托付给故人。（这是篡位的大好时机，隋杨坚就是靠这个发家的） 同样在病中的桓温则上书极力陈述应该授权给年富力强的而又有时望的王坦之和谢安，好让诸臣有所依望，也可使王，谢尽力。称自己“朽迈疾病，惧不支久，无所复堪托以后事”了。可见此时的桓温，早已连中枢要位也不加考虑了。 桓温在为自己安排后事的时候，去求所谓“九锡”，是为了篡位，还是为了求个生荣死哀，这是最明白不过的。桓温一生从军，受尽了当时名门望族的轻视（魏晋六朝重文轻武已成风尚，桓温生前屡屡被人骂作“老兵”），这对于一生都在追求一流名望的他来说，是很伤心的，故临死前求九锡完全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罢了。可恨的是谢安，王坦之出于嫉恨，连这点虚荣也不给桓温，千方百计拖延时日，苦苦等待桓温死讯。连这点虚荣也不给桓温，其实桓温要是有半点篡逆之心的话，王，谢两人的脑袋早在半年前就搬家了。

　　东晋的历史，是一部难读的历史。划江而治的东晋政权，全赖荆州上游地区为屏障；如果一旦撤去荆州这个西陲重镇，北方强敌随时可以直插江东。但是凡是为东晋王朝镇守荆州的人，又都被朝廷视为又一敌国。无论是何等人物，无论其人受到什么程度的信赖，一到荆州之地，都立即被怀疑有“不臣之心”；而在建康城里，真正“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物，不论用过多少阳谋阴计，好歹总能得个忠正之名。 桓温坐镇荆州，西平巴蜀，北伐河洛，行土断，丰国用，安邦定国近三十年之久。可是在东晋史上，形象却狰狞可怕之极，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此我无意纠正梅太郎个人的观点，因为我相信历史总是公正的，它不会因个人的好恶而改变，这也就是我喜爱历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