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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记得大约在1939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经在绍兴发表演讲，鼓励各界人士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他的讲演中有这么一段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吾为越人，未忘斯义。”
这段话原来的出处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1645年，也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分，当时清军大举南下，扬州沦陷，南京岌岌可危。奸相马士英匆匆逃命，来到浙江，时任礼部尚书的绍兴文学家王思任，得悉这个千夫所指的大奸臣来到古越地界，气愤之至，挥笔疾书，痛斥马士英，其中就就有这么一段：“兵至则束手无策，强敌来则缩颈先逃......且欲奔求吾越，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也。”
“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也。”一语精辟且深刻地总结了古越2500年的历史和人文精神。
泪流满面的历史老人，拖着沉痛的脚步，走到了历经十六代的朱明王朝的尽头，翻开了令人憋气沮丧的一页。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的事实，本来已经宣布了朱家王朝的覆亡，但偏偏节外生枝，一个仓惶逃命出来的朱家后代朱由崧还不死心，在一群官吏的簇拥下，驻足南京，建立了流亡的南明政权，自己号称弘光皇帝。本来如果这个弘光稍微有一点头脑的话，或许他可以像数百年前那个建立的南宋朝廷的康王那样使明朝的命脉得以延续。可惜他偏偏是个天生的昏君胚子，坐在金銮殿上，满足于文武百官向他叩头朝拜的崇奉场面，陶醉于响彻庭院的三呼万岁声音，在昏昏然中，全然忘记了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苟延残喘的亡国之君.
虽然南明朝廷中并不乏忠心报国的人也不差文武之才的精英。可弘光这个昏君只知重用马士英，阮大铖一类的阉党余孽.任凭他们肆意弄权，排挤忠良。使得摇摇欲坠的南明朝廷在清军的铁蹄下不过数月便土崩瓦解了。
当史可法在扬州为他的大明王朝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时候；当清军势如破竹地以短短三个月接连攻破扬州，南京，杭州时；一大批聚集在古越绍兴的南明遗臣也深感大明的最后一线希望也覆灭了。是降清?还是抗清?这不仅成为了他们人生的选择，也成为了他们对生命的选择。
虽然是艰难的选择，但是对于这批处于"报仇雪耻"之乡的人们来说，他们的回答是如此坚定：降清失节，宁死不为；抗清无能，唯有以身殉国。左都御史名噪一时的理学家刘宗周在家中留下"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又从容，何难又何易。"的绝命诗后绝食身亡。礼部尚书王思任在绍兴城被攻破后，紧闭家门.充满痛苦地在门上写下“不降”两个大字，遁入山中绝食自尽。户部尚书倪元璐，状元余煌以及潘集等古越名士誓不降清，投水自尽，殉节于渡东桥下。并留下绝命词:昔年东渡，今日渡东；水与月白，吾骨不黑。
这批南明旧臣在自发的抗清斗争失败后，以父母赋予自己的血肉之躯，向南下的强大清军，作最后一次的惨烈撞击，这撞击瞬间所迸发出的强烈火花，映亮凄迷的夜空，也深深可在我们后人的心中。时隔352年，回想他们当年的悲壮之举，再重温他们留下的绝命之辞，没有点滴的做作，也没有丝毫的虚伪，那是何等地"慷慨又从容"啊。
明臣已逝，但是渡东桥下湍急的河流并没有洗刷掉我们后者的追思，而这种追思则把我带入了另一个广阔的思索领域。细细探究之下会发现以身殉国的爱国行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至少它的先驱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的屈原大夫。那时他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以死明志，于是乎便成为了后世士大夫所效仿的典范。而明末的殉臣们正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完成从普通的知识分子?quot;士"的升华，以士的表率作为对于那个时代告别辞。
追仰先贤，不能不发现这种“士”的精神已经在我们两千多年的文化中深深扎根了。我们通常将之统称为中国的"士文化"。那么何为中国的"士文化"呢?
早期中国的"士文化"的精神体现，大多是和"死亡"联系在一块儿，楚国大将子玉战败后感到有愧于国家随即自尽谢罪，这种行为后来衍生到日本便成为了"武士?quot;的先驱，这种"士"的精神主要体现在军事上；而后来春秋战国之际，两客横行--即说客和刺客。其中的后者便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侠士"。侠士是一种大众文化的产物。它以血性贯之，轻名利，逞义气，是一种使社会活跃化，但却含有自发倾向的文化精神。早期的“侠士”的价值观是朴素的，而且带有随机性很强的感情因素。他们重视友情，愿意为朋友赴汤蹈火，他们对社会上的弱者抱有深切的同情心，尤其是在他们亲历了与他们自身利益无关的不平和不义之事，往往仗义相助，这完全是一种为情谊感所左右的价值观念。正是那种精神的孕育下才会有为了报答恩人而自毁容貌刺杀韩相的聂政以及那易水潇潇，一去不返的荆轲......
而到了西汉初年，道家文化成为主流，于是士的观念淡薄了，在正史上便少了许多慷慨赴死的"士"。时至东汉，历经王莽之变，儒家文化渐渐进入了帝王们的视野，这时候，"士大夫"这一形象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这种"士"是以知识分子为基础的一群人，他们对于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都抱有深切的关怀，他们并不是专注于服务统治阶级，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带着一种罪恶感，认为国家之事，时事弊端等诸多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于是从曾参的"仁以为己任"到东汉知识分子领袖李膺，陈藩?quot;欲以天下风教为己任"。北宋承五代之流离，范仲淹提倡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激动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和豪情。而晚明东林人物的"事事关心"一直到现在还能振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弦。我觉得这些以传统"士大夫"精神标准来要求自己的知识分子，也正是我们"中国的脊梁"。
著名学者邓拓在《燕山夜话》中曾经写过一篇《事事关心》的杂文。 其中有一首诗这样写： 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
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
我们这一代读书人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大可不必像过去那样随时随地准备抛头颅，洒热血。但我们是否在学习读书之余，想到自己作为一名读书人的责任所在吗？是否也能像先贤那样时刻提醒自己要“以国家为己任”吗？我很惭愧，因为更多的时候我是在想“为了理想，能否弄脏自己的手？”
那么你呢？
后记：
好久没有发表原创的作品了，真是感到非常对不住大家，一来没有灵感，二来嘛.......冬天打字手冷啊，呵呵，这篇文章结构有些散乱，大家偷鄙⑽目窗桑滞坊褂幸黄谛矗痪镁涂梢蕴隼戳恕Ｗ魑桓霾怀浦暗陌嬷鳎俅蜗虼蠹抑乱陨钌畹那敢猓?
注：
宋末和明末都是中国历史上悲剧色彩较浓的时代，因为他们不同于一般一般的朝代更替，他们都属于异民族大举入侵而被颠覆的，所以这个时代的人们所表现出的不仅是对封建统治者的忠诚，其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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