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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为答赤军先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第三部分，并兑现以前承诺许多网友对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的若干补充。
诚如赤军先生所说，《隆中对》有一严重的缺陷，就是“若跨成荆、益”与“东和孙权”同时存在。这一缺陷，可以说是致命的。关羽的被袭杀，刘备的夷陵惨败，究其原因之根，皆因此理，这点自毋须多言。但诸葛亮是人，不是神。此之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诸葛亮是一个杰出的智者，但他为何会犯此失误呢？要说清这点，还必须从诸葛亮的主公，刘备说起。
刘备的一生为什么而奋斗，相信也不用在下多费口舌。建安一十三年（207年），刘备三顾草芦，求请诸葛亮。刘备见到诸葛亮后，没有什么多余动作，很快屏退了旁人，对诸葛亮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故《隆中对》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扫除国贼，兴复汉室。而这个”窃命奸臣“就是指曹操。因此“隆中对”所指向的斗争目标也是曹操。“隆中对”中所讲到的一切，都是为抗曹这个宏观目标而服务的。三分天下是为了抗曹；联合东吴也是为了抗曹；跨有荆、益更是为了抗曹。也就是说诸葛亮在考虑荆州问题时，至始至终是以蜀、魏两国相争为主旋律的。刘备、诸葛亮所面对的形势，有别于战国时期与楚汉相争时期。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统一了北方的政权曹魏。这个对手，在政治上拥有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军事上带甲数十万，经济上据有在当时开发最早的关中数州，在文化上保有当时科学文化最发达的黄河流域，在人谋上又有以“智计殊绝于人，用兵仿佛孙、吴”的大军事家曹操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才。可以说是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谋各方面都最具优势的强国。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放弃从荆州出兵，仅用关中一路要想取胜显然是相当相当困难的！因而诸葛亮认为从荆、益两路夹击中原，对于讨伐曹魏，兴复汉室要有胜算的多。
先生在文中讲到“隆中对策并非独一无二，……明显的道理，鲁肃、周瑜深知，法正、庞统深知，曹操亦深知，诸葛不过饰其词而顺其理而已，未必如俗传高出众贤之上也”。
诚如所言，与“隆中对”意思相近的战略方针不是没有，但战略决策并非等同于钻研某一科学领域的空白，只能被一人所深究。而是从当时宏观大形势出发，选择最符合当时形势的策略，加以执行运用，这才是高瞻远注之人所因具备的基本素质。鲁肃、周瑜、法正、庞统、曹操他们能看到这一形势，只因为他们也都为高瞻远注之士，他们也都为命世大才，这样的大才在三国时期也只廖廖数人而已。而诸葛亮却能挤身于此辈当中，不正反而说明了诸葛亮也是“高贤之士”吗？此为其一。
其二，诸葛亮的“隆中对”所具有的以下几个鲜明特点，使它所处的地位，完全凌驾于上述些人的看法之上。
第一：预见性。“隆中对”精辟地分析了天下的形势，预见了三分天下的未来。“隆中对”提出之时，三分天下的形势并不十分明显。当时江东地区有孙权、荆州地区有刘表、益州地区有刘璋、汉中地区有张鲁、关中地区有马腾、韩遂、黄河流域有曹操。而当时的刘备仅为一兵仅数千的荆州客居者而已。“隆中对”肯定了曹操和孙权是当时最大的两股势力以外，对于同时期的二刘；张鲁；马、韩集团并未做首肯，而独对当时实力最为弱小的刘备集团加以了肯定。在诸葛亮的眼中，刘备显然是一个堪于曹、孙相匹敌的明主。从诸葛亮的“隆中对”的提出，到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天下三分的定局出现，中间经历了有十多年的时间。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天下大势基本按照“隆中对”所预见的趋势进行。“隆中对”的预见内容之广；预见时间之长；预见结果之准，在当时绝对是绝无仅有的。
第二，科学性。所谓的科学性，就是指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内容的客观规律，揭示其内在联系，也就如同我们现在说的要实事求是。“隆中对”就是这样一个符合事物客观规律的策论文章，它的绝大部分理论依据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去考验的，是让人信服的。“隆中对”除了准确地预见了十多年后天下三分的局面，明确地指出了曹操和孙权是当时的两个军事集团之极端，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任哪一方也不能轻易吃掉对手。作为第三方实力弱小的刘备集团，如何才能在两强对抗中占峙中，站稳脚跟呢？就必须充分发挥曹、孙两家所不具有的优势，也就是刘备“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的“人和”条件。因此，实力弱小的刘备完全有可能成为与曹、孙鼎足而立的第三强。所以说，“隆中对”所预见到的势态发展，是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的。
第三，系统性。“隆中对”不是一般的策论文章，而是一个需要实践的战略总计划。力量弱小、屡遭失败的刘备，要怎样才能战胜实力雄厚，专执朝柄的曹操，这显然不是一个可以用短时间解决的问题，而需要一个系统的、有步骤的战略规划。在这个计划里，又包括了该如何对待曹操，如何对待孙权和如何对待自己的三个问题。在对待曹操方面，就要至始至终地将曹操作为势不两立的敌人来看待。诸葛亮指出对曹操“此诚不可于争锋”，但并不是说不反对他，而是在自己羽毛未丰之前，不与曹操硬拼。只有在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之后，才可以把主要矛头指向曹操。“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对待孙权方面，则不可与之为敌，要把他当作共同反对曹操的盟友。“隆中对”曾两次提到这个意图，“此可为援而不可图之”，“外结好孙权”，足见诸葛亮对于此问题的重视。在对待自己方面，诸葛亮明确地指出要壮大自己的力量。先取荆州为家，再进一步取益州站稳脚跟。然后与辖区内的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实行开明的经济、政治策略，努力发展生产，从而使自己的实力逐步壮大起来。如同我们党搞的“三步走”战略步骤一样，“隆中对”也是一个既有长远目标，又有近期任务；既有战略规划，又有实施步骤；既有内政外交，又有民族政策的全面系统性工程。
第四，策略性。在“隆中对”这个战略计划中，无处不体现着各种策略。“兴复汉室”是一个战略目标，但同时也是号召天下，争取百姓“箪食壶浆以迎将军”的政治策略；暂不与曹操争锋，不与孙吴为敌，把进攻目标指向荆、益，则体现了避实击虚的策略；“外结好孙权”，建立孙刘联盟，则体现了联弱抗强的外交策略；“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内修政理”，则体现了稳定后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积极发展生产的专致对敌策略；“跨有荆益，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则体现了钳形夹击中原的军事用兵策略。
也由此可见，诸葛亮的“隆中对”并不如先生所讲那样平平无奇。而恰恰相反，“隆中对”之享有盛名，绝非偶然。“隆中对”是诸葛亮智谋的结晶，是表现诸葛亮智谋的不朽杰作！
先生在文中讲到“刘备绝代枭雄，知人甚明，于部曲中拔赵云、魏延，皆成一时名将；而终备之世，舍入蜀围雒不下，召诸葛亮与张、赵西援外，从未使亮统军。备卒，以国事托诸葛亮，以军事付李严。”
刘备绝代枭雄不假，但知人、用人一贯甚明以某看来倒也未必！未知先生可曾想过庞统、蒋琬、董允、费文伟、秦宓、赵云、张裕、许靖这些人吗？庞统都被刘备因为治理县事不力而免官杀头，若无鲁肃，诸葛亮当保人，何来以后刘备对庞统之死“言则流涕”之举？蒋琬亦被刘备因为治理县事不力而差点杀头；董、费在刘备当时仅为舍人，俱为“陪太子读书”之流，若无诸葛亮的识人、用人，何来以后蜀人把蒋琬、费文伟、董允号为“四英”之一？（见《董允传》。裴注引《华阳国志》）秦、张，一个因为谏阻刘备东征，被下狱，结果在刘备败后，诸葛亮又”迎为别驾，拜为左中郎将、长水校尉“（见《秦宓传》），另一个因为说刘备嘴上无须而得罪了刘备，结果以“芳兰生门，不得不锄”的借口，一刀杀了。连“诸葛亮表请其罪”（见《周群传》），刘备也没卖面子；赵、许二人，终刘备之世，子龙之才未被刘备用尽，相反他也因谏阻刘备东出，被刘备勒令其督后队，许靖虽无实学，但名望甚高，而刘备却只看到了表面文章，尚不明用人方法之真髓所在。倒是法正和诸葛亮明白此一真髓，向刘备竭力推荐，许才最终得以在刘备手下为官。这里再说说魏延与李严两人。魏延当时被刘备举为汉中太守，以致于“一军皆惊”；而刘备把身后“内外军事”托于李严。但刘备若得知魏延为了争夺军权，不惜搞兵谏，使得自己一手创办出来的蜀汉政权差点要断送在魏、杨二人的意义之争之上；李严的“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恐怕刘备若在天有灵，也会对自己当时所赋予他们权利的做法而跌脚踏足吧？若以此看来，刘备的知人、用人，实也没见得如先生所说，有多少高明之处。先生又何独以刘备未尽诸葛亮军事之才，而认为是刘备之明呢？在下未解矣。
至于先生谈到的诸葛亮北伐，初看之下，倒也言词周密，令在下倒也无从驳起。然仔细一观，却亦发现先生所用之方法，倒也多少有些苛求于人之味道。在下亦用先生平生及众多网友，一贯所推许的用兵大师曹操代入先生此工式中。众君看过之后，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曹操才是当之无愧的用兵“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第一高手哩！
也许大家认为我在说胡话了。曹操为一代大军事家，《后出师表》称其为“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曹操在汉末军阀混战中，击败各路劲敌，统一了北方，成为当时国土面积最大，实力最为强劲的一个割据势力。这里，在下就为诸君分析一下曹操之用兵史，以及为何会说曹操才是用兵“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第一高手。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于柳城，平定辽东，统一了北方，自领丞相。其后从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前后十二年中，曹操东征西讨，除平定关陇尚略有功绩可言外，其余多次用兵，不仅未能成功，反而有些领土得而复失。建安十三年，曹操兵不血刃地取得荆州，大“赚”一笔后，率水陆大军近三十万，遗书于孙权，发动赤壁之战，结果孙刘联军大获全胜，“吏士多死者”，曹操率残兵北还。其所得之荆州诸郡，除南阳、章陵二郡仍保有其外，其他各郡被孙刘两家肆意瓜分。建安十八年正月（213年），曹操率步骑出濡须，权与相拒月余。“曹公望权军，叹其齐肃，乃退。”（见《吴主传》）。十九年（214年）七月，曹操再举10万众东征孙仅，又“军遂无功”。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再攻濡须，三月引军还。二十四年（219年），刘备进兵汉中，击斩曹操大将夏侯渊。曹操亲与刘备争汉中，“备因险拒守”，曹操败还。曹操于二十年（215年）所得之汉中，亦尽属刘备。不难发现，曹操的用兵难道真如众人所说那么高明吗？请注意，这些都是在曹操统一了北方后所发生的战事。在此之前，曹操已经坐九州之地，拥兵三、四十万，麾下谋臣勇将如云，经济上军粮充足，个人作战经验更为丰富。但何以曹操却不能统一中国，成此大功？且曹操早年未有如此之利时，尚且能东征西讨，纵横寰宇；既得此利，更当拯万民于水火之中，就平定乱世之不世奇功，然其结果如何？乃败赤壁、丢三巴、失汉中、亡夏侯，若以此观之，显见操之用兵反不初矣！其“智计殊绝于人”，果如是乎？诚然，不该只讲曹操之败军史，但如果细细分析曹操的用兵史，却也的确能得到以下结论：于其说操之“用兵如神，百战百胜”，不如说历史所赋予操之幸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讨伐董卓之声此起彼落。曹操挤身于各路诸侯中的第一战也就此打响了。可就这第一战中，曹操就犯下了兵法大忌，在未知敌军虚实的情况下，孤军深入攻向荧阳，在汴水被董卓部将徐荣所击败，大败而还，士兵死伤甚众。当时曹操本人被流矢射中，所骑的坐骑也受了伤，而追兵又甚急。在这危急时刻，倒是曹操之弟曹洪表现了英雄气慨，他对曹操说：“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君。”（见《曹洪传》），说罢就将自己所乘坐骑让与曹操。两人逃到汴水，汴水水深不得过，又是曹洪下水找到船只，与曹操一同涉险而过。可以说若无曹洪当时的舍命之举，一代用兵大师曹操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于乱军之中了。若用“出师不利”来形容当时的曹操，真是最适当不过了。未知当时之曹操，“其用兵仿佛孙吴”究竟体现在哪里？
与吕布之战。吕布以勇著称，号为“飞将”。但其反复无常的性格，深为他人所忌。濮阳之战，曹操在濮阳大姓田氏的帮助下，攻入东门，但他却中了吕布的伏兵之计，很快又被吕布的伏兵击败。曹军被冲散，遭到吕布骑兵的截击。但吕布兵丁不认识曹操，就问：“曹操在哪里？”曹操急中生智，把手向前一指：“那个骑黄马的逃跑的人就是。”吕布军信以为真，这才放过曹操去追骑黄马之人。曹操如蒙大赦，不顾东门的烟火正烧得旺盛，冒火而出。勿忙之中，从马上坠下，左手掌也烧伤了。那时司马楼异搀扶曹操上马，如此狠狈才又得以死里逃生。可见曹操的用兵未必高明，倒是“脚底抹油”的功夫世人所不能及。在随后的战争中，曹操取得接连的胜利。但吕布之所以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无谋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党。诸将各异意自疑，故每战必败。”（见《吕布战》）。可见吕布虽号称骁勇，但其部却为一盘散沙。对于这样的对手，曹操虽屡尝胜果，但是否就能体现其本人用兵如神，却又未免令人生疑。
与袁术之战。袁术在当时也是一支实力较强的大诸侯，但他志大才疏，本无所作为。其之所以能够挤身于各路军阀之中，靠得是他同样“四世三公”的身份。袁术为人“奢淫肆欲，征敛无度”（见《袁术传》）。由于袁术的残暴统治，其统下的南阳与淮南百姓无不怨声载道，搞得民不聊生。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袁术又与袁绍、刘表交恶，可谓众叛亲离之至也。而曹操打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旗号，与袁绍、刘表相联手，以众击寡，以道胜之，又何难之有？况消灭袁术的最后一战，亦非曹操本人所为，实乃刘备在徐州截击之功。可见，灭袁术亦不能体现出曹操之用兵有何多高明玄奥。
与张绣之战。张绣并无纵横天下之志，只是在军阀混战的洪流中，被动地卷入了逐鹿中原的队伍中去。张绣屯于南阳郡治下的宛城。相比同时期的吕布、袁术等人，张绣的实力并不十分突出。但就是这样一个并不大志、实力并不很强的一个人物，曹操在平定宛城时，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曹操一征张绣，绣举众投降。大概是曹操这一杖赢得太过轻松，居然在张绣的眼皮底下玩起了张绣之嫂，终于逼反了刚降不久的张绣。张绣对曹操说：“车少而重，乞得使兵被甲。”（见《张绣传》注引《吴书》）。也就等于让降兵重新拿起武器。曹操居然也没识破张绣之计，结果被张绣偷袭得手。育水一战，曹操大败亏输。不仅将原先所得之战果全盘托出，反而把长子曹昂、爱侄曹安民，以及勇将典韦也给赔了进去。曹操于此战中，又差点丧命。再与赵云取桂阳时所说的“范迫降，心未可测”作比较，二者安附降将之态度能力孰优孰劣？曹操可有军事家之高瞻远注乎？建安三年，曹操二征张绣。出战前，曹操谋士荀攸对曹操说：“绣与刘表相恃为强，……若急之，其势必相救。”（见《荀攸传》）。曹操不听，果然于战不利。后虽设奇兵，大破刘表与张绣的追军，但其用兵之法，却未出张绣手下谋士贾诩之所料，而张绣与刘表不听其言，故有此败。但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张绣按照贾诩之谋，整顿败兵再于赴战，终大胜而归。贾诩道出用败兵而战必胜之由：“将军虽善用兵，非曹公敌也。军虽新退，曹公必自断后；追兵虽精，将既不敌，彼士亦锐，故知必败。曹公攻将军无失策，力未尽而退，必国内有故；已破将军，必轻军速进，纵留诸将断后，诸将虽勇，亦非将军敌也。”（见《贾诩传》）。曹操肚子里有几条“蛔虫”，贾诩竟能如数家珍。曹操三征张绣，绣从贾诩之言归降曹操。算是为曹操用兵之拙劣划上了一个比较体面的句号。也由此可见，曹操的些许用兵伎俩，终逃不过同为用兵能手之所料也。复问若以此观之，曹操之用兵可当“有神鬼莫测之机”乎？
官渡之战可是说是曹操善用兵的佐证了，但曹操能击败比已实力强劲的袁绍，也是受多方面的影响，不能把功劳全算到曹操用兵这一个方面。首先曹操与袁绍在个人的素质上相比，各个方面都要胜了一筹，并不仅用兵比袁绍高明。郭嘉细致地指出曹操有“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之“十胜”，而袁绍则恰好有此“十败”。其次，在官渡之战自始至终，袁绍手下谋士田丰、沮授都看出了曹军的弱点，但袁绍刚愎自用，不权将田丰下狱，还把沮授所统率的军队一分这三，令郭图与淳于琼分领一军，大大削弱了沮授的军事职权。且袁、曹两军在军事实力上的对比，并非如一般人所想像是至弱对至强。除了裴松之在其注引时讲到的几个观点外，再补充两点。官渡之战前，曹操先是收降了张绣，而后又击败了身在徐州的刘备，“郡县多叛曹公为先主，众数万人，……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见《先主传》）。而张绣本人也在官渡之战中“力战有功”；关羽又于白巴击杀袁绍军先锋大将颜良。可见在官渡之战前，曹操在军事实力上实在是大大地“赚”了一笔。在以后几次交战中，曹操的用计虽屡次得逞，但那都只是几次小规模的战斗中，袁绍并未完全发挥出其兵多粮足的客观优势。《武帝纪》里记载：“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所谓“合战不利”，虽不能完全解释为是打了败仗，但至少也是受到了挫折。“公与绍相拒连月，虽比战斩将，然众少粮尽，士卒疲乏。”也就是说曹操虽然在主观上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无法改变自已客观上所处的劣势。甚至曹操还有过还许的念头，如果不是荀文若来信劝告曹操，说明官渡之战如同项刘争霸一样，“先退者势屈”（见《荀文若传》），官渡之战很可能就是以曹操的惨淡结局所收场的。但曹操的运气确实是好！就在这“用奇之时”，袁绍的谋士许攸由于贪财被责的原因，而改投了曹操，并把“偷袭乌巢”的计策献于了曹操，终于成就了曹操的“一世英明”。若仔细算来，曹操用兵之高，于其说是其主观原因，不如说其中实有太多的幸运成份在其中了。
赤壁之战。赤壁之战的结果恰恰与官渡之战相反。地广兵多的曹操，最后被实力弱小的孙刘联军击败。在赤壁之战之前，曹操开始筹画对荆州用兵。在曹操出征之前，荆州之主刘表过逝，余下两子刘琦、刘综又不和，而握有荆州军权的蔡瑁又是典型的降曹份子。因此仅凭客居荆州的刘备，是挡不住气势汹汹南下而来的曹军。因此荆州方面无法形成对曹军的对抗力量，结果使曹操兵不血刃地夺下了富庶的荆州。但正因为荆州的得来之易，反而滋长了曹操骄傲的情绪。在赤壁之战前，曹操手下的主要谋士程昱和贾诩就曾经对曹操提出过建议，希望曹操在政治上发展荆州战役的声势，恢复荆州经济，阻止孙刘联盟，以荆州之富，以养军队。把荆州做为平定江东的前沿阵地。但这时的曹操满心陶醉在荆州大胜的喜悦之中，程、贾的逆耳之言根本就未加理会。兵家常以孔明不以魏延之计，作为其不善用兵的一大佐证。魏延之计是否当真可行，这在后文会另有交待。但魏延之计即使成功，蜀军直接所得不过一长安，欲得天下，尚需平定陇右，还要走上一段很长的路程。而若从程、贾之言，则可下整个江南。且当时益州刘璋已令张松出使进贡，可以说益州的大门已经为曹操打开一半了。余者不过马超、韩遂、张鲁一干碌碌之辈。两厢比较，即使是同样的决策错误。曹操犯错误的影响要远比诸葛亮犯的要严重，其浪费掉统一中国的机会，也要远比诸葛亮浪费掉的来得珍贵得多。然何以诸葛亮独居此“不善用兵”的帽子，在同样问题上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曹操却无此“荣幸”？却又何独讳操而贬亮者哉？所谓“骄兵必败”。曹操一方面对自己的用兵才能过份自信，另一方面又低估了孙权方面立保江东的决心。他给孙权下了一份战书，虚张声势，希望江东也能不战而下。但在刘备、孙权、诸葛亮、周瑜、鲁肃这班纵横天下的命世大才面前，曹操的这纸逼降书，却适得其反地成为了推动孙刘联盟的“催化剂”。在劝降不成的情况下，又不顾自己“北土未平”、“舍鞍马、仗舟楫”、“马无蒿草”、“不习水土、多生疾病”的各种不利因素，轻率地发动了一次军事大冒进，也就是赤壁之战，最终以惨淡收场，从而葬送了统一全国的最好一次时机。试问当时的曹操，其敏锐的眼光和过人的头脑哪去了？
与马超之战。马超的情形与吕布相似，两人均为但凭勇力，且又内部矛盾重重。但正是这样一个自诩自己为“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见《武帝纪》引《魏书》）的人物，在但凭勇力的马超面前，仍不免狼狈一时，靠着手下勇将许褚“斩攀船者，左手举巴鞍蔽太祖，右手并持船，仅乃得渡”。最后不得不以“今日几为小贼所困”来挽回点面子，聊以自嘲。令先渡兵，“独与褚及虎士百余人留南岸断后。”（见《许褚传》）。做为一个领袖，肯留下与众士卒共存亡之精神固然值得盛赞，但做为一最高军事统帅，居然不懂得该如何保护自己，把自己完全暴露于敌兵锋之下，与有勇无谋之辈何异？张弘谏得好，“夫兵者凶器，战事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非主将之宜也。愿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见《张弘传》）。文台因何而死，伯符因何而亡？若曹操以此原因，终被马超所擒，其一世英名岂非付之东流？！
汉中与张鲁之战。平定张鲁，也非曹操之功。根据裴松之在《张鲁传》所加的引注，曹操平定汉中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曹操至阳平关，攻打山上的张鲁军据点，但迟迟攻不下来，反而士兵伤亡惨重。曹操本打算令夏侯敦、许褚招呼山上的曹兵撤回。却部队还没来得及撤回时，天就黑了。夜色中，曹军误入张鲁营中。张鲁军以为曹军偷袭得手，四处散逃。辛毗、刘晔告诉夏侯、许二人我军已占领敌要塞，夏侯、许二人尚不信。二人亲自看过，方知如此。于是报告曹操，“进兵定之，幸而克获。”（见《张鲁传》注引《魏名臣奏》）；第二种说法是魏大臣杨暨说过，曹操率10万之众征张鲁时，用民间之麦充为军粮。张鲁之弟张卫把守阳平关，由于地险守易，曹操虽有精兵勇将，“指授方略”，仍无法取胜。正当曹操决定退军时，天佑大魏，张鲁守军不战自溃，曹操因而取得汉中。第三种说法是张卫拒守阳平关，曹军进军不成，且军粮已尽，曹操打算退兵。西曹掾东郡人郭谌谏过曹操之后，操仍未下定继续进兵的决心。当天夜里，忽有数千头野麋受惊奔突，冲坏了张卫军营。魏将高祚又误于张卫军发生遭遇。高祚鸣鼓角招集其他的部队。而张卫以为曹军掩杀过来，于是投降。（见《张鲁传》注引《世语》）。这三种记载，虽然在一些细节上不尽相同，但都反映出曹军进攻汉中之难，曹操虽谋略出众，又有精兵猛将，但仍几乎失去了继续打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只是由于偶然情况的发生，曹操才佼幸地获得了胜利。以此观之，能将汉中得胜，归功于曹操的用兵吗？
与刘备的汉中争夺战。曹操得汉中后，留下大将夏侯渊作为镇守汉中的主将。夏侯渊是曹军中有名的骁将，他在关西败马超，荡平关右，曹操称他为“虎步关右，所向无前。”（见《夏侯渊传》）。但曹操并不是不知道夏侯渊有勇无谋的弱点，也并非不知蜀军中不乏奇谋异士，却又何以令其出任如此重要之职呢？令夏侯渊出任汉中之主，其直接结果就是夏侯败亡，让刘备夺得汉中。马谡与夏侯渊的遭遇处境，不是非常相像吗？而诸葛亮又一次背上了“知人不明”的罪状，而曹操呢？刘备夺得汉中后，曹操亲率大兵前往征讨。但曹军后勤线太长，粮运不济。而刘备却抓住曹操的弱点，紧守险要，不与曹军主力决战，还令黄忠、赵云抄劫曹军北山粮道。人常言道“做窃之贼，岂有被窃之理？”而专断人粮道的曹操，却为何在这点上吃足了苦头？在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曹操在汉中欲守无险，欲战不能，除了军粮的一天天减少和士兵的不断伤亡外，其他一无所获。最终不得不把汉中比作一块“食而无味，弃之有肉”的鸡肋，算是为自己的失败找到一个比较体面的借口。试问曹操之用兵，果真如大家所说的那样高明吗？
关羽挺进襄樊。属于“跨有荆益”计划的一部分，关羽北上襄樊，是在刘备夺得汉中，东三郡（上庸、房陵、西城）之后紧接着进行的。做为一直被先生所看不起的，一个不具有大将之才的关羽，由他的几次向北挺进，却击溃了由曹操委派的，素以“最号毅重”的曹军名将于禁，斩于禁先锋大将庞德，威震华夏。曹操为此手足无措，向众人“议迁许都以避其锋”。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资格用兵者，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已悲”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也就是说，必须要保持一份平常心。曹操面对一个或许只是个二流武将的几次突击，他平时的冷静和细致的分析哪去了？如果说关羽只是个庸将，那在这个庸将面前手足无措的人又算是什么？
正如先生在原文中讲到的，战争的成败要依据战略目标是否达成来作判断。那曹操的战略目标又是什么呢？如果真如他在《明志令》里讲到的那样，“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见《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那曹操可谓功得圆满，无可厚非。可事实上呢？曹操在建安十二年（207年）春二月发布的《丁酉令》上说道：“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一句话把曹操想要统一全国的目标（野心？）汗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可曹操的的战略目标算是最终完成了吗？他在孙刘联军面前能算是掌握了主动吗？赤壁之战，曹操面对孙刘联军，不得不自烧战船，引军自退；攻占汉中，曹操怕自己后院着火，丢出句“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邪！”，（见《资治通鉴》卷64建安十九年）；与刘备争汉中，又无功而还。从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开始算起，到建安二十四年的汉中之战和全肥之战结束，孙、刘两家这12年同盟，生龙活虎，而兵多将广的强敌曹操，在孙刘两家协同作战的战斗面前，适疲于西又务于东，总是被动挨打，来回招架。自始至终，曹操未能跨越西川、长江半步。反而令其劲敌刘备逐步壮大，自己损兵折将，丢城丧地则不在少数。至此，曹操席卷四海，一统天下的宏伟理想，也就彻底化为了泡影。
还有一种观点也须加以驳斥，就是所谓的曹操“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张绣、击袁绍、平刘表、降张鲁，深入塞北，直抵辽东，无敌于天下”，可谓是善于用兵的极致了。若我们仔细一看曹操所击败的对手：吕布，“勇而无计，轻于轻就”；袁术，“奢淫放肆，荣不终已”；袁绍、刘表，“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张绣、张鲁、马腾、韩遂，皆碌碌无为之辈。且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中也曾讲到在汉末的群雄战争中，曹操能消灭其他对手，根本原因在于其他群雄自相诛灭，不能团结。吕布反复无常，无彼忽此；示术、袁绍兄弟分离；袁绍又交恶于公孙瓒；袁谭、袁尚同室操戈；韩遂、马超互相猜疑；刘表交好袁绍又坐山观虎斗。这些都给了曹操得以取胜的机会。因此，于其说曹操善于用兵，倒不如其对手实在是太过差劲来得更合适一点。面对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的刘备和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的孙权，曹操最终消灭了他们了吗？面对贾诩、周瑜这样同样为用兵能手的人物，曹操的智计得以体现了吗？面对同舟共济，坚决于之斗争的孙刘联军，曹操又战胜他们了吗？当曹操刚愎自用，不听群下意见的时候，他又获胜了吗？对于长江、汉中这种天险来说，曹操不是同样一筹莫展了吗？即使是曹操手下的屡败之将，被众人一贯认为是拙于用兵的刘备，尚可对其部下信誓旦旦地说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见《先主传》），且事实也正如刘备所料一样。那曹操的用兵，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演义里张松说到：“昔日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逢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此皆无敌于天下也！”虽说历史上的张松未必讲到此话，且“华容逢关羽”等说法与史实未必相符，但细思此说法却也实有其理！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它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谋略、多方面的综合社会力间的对比。因此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不单以个人的用兵策略所左右。故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不同的理论。
《孙子兵法·始计篇》里讲到：“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这是从一个总体上讲到了影响战争胜负的各个因素。
《淮南子》卷15《兵略训》有讲到：“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
拱揖指捴，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这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淮南子》卷15《兵略训》有讲到：“地广民众，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约束信，号令明，两军相当，鼓錞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敌奔亡，此用兵之次也。”这是从军事力量角度来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上讲到：“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这是从经济角度来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孟子》卷4《公孙丑章句下》上讲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这是从外交多寡及战争的性质是正义与非正义的角度来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因此综上所见，曹操所能取得的一系列辉煌胜利，并不全在于他的用兵一方面。曹操之所以能平定北方，必须依靠政治上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必须依靠经济上的“屯田”保证军粮供应；必须依靠地形上不能太过恶劣；必须依靠对手的懦弱无能；必须依靠对手的刚愎自用，不纳良策；必须依靠对方内部的自相残杀；必须依靠对方阵营中有降曹份子；必须依靠其智囊团的优秀谋略；最后才要依靠曹操过人的用兵策略，与得策辄行。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又全部归功于曹操一个人身上，把曹操的用兵说得神乎其神，称其为“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见《武帝纪》注引《魏书》）。实在是令人费解之至了？！但如果缺少了上述条件，试问被人称之为大军事家的曹操，还能纵横天下，笑傲江湖吗？
按照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即物质第一性，意识为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基础，只有坚持物质决定意识才能坚持唯物主议的基本立场。我们只有在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的基础上，才能承认意识的能动作用。能动作用无论如何重大，它都是处于第二位的一种反作用，而不能成为决定作用。物质即是各种客观条件，而意识则是用兵者的用兵才能。在实际战争中，如果看不到战争中的各种客观条件，单方面强调用兵才能对战争的胜负直到决定性作用的话，那无疑是一种惟心主义的观点。曹操确为一代用兵大师，他的用兵方法无疑是非常高明的。但一旦缺少了各种有利用曹操方面的客观条件，他的用兵成效显然就要大大折扣。那么作为同样是用兵者的诸葛亮，他又怎能摆脱这个客观规律呢？
让我们再来看看诸葛亮。
历史赋予诸葛亮的客观条件是非常严酷而苛刻的。
从综合国力来看。诸葛亮接手的蜀国，是一个刚刚遭受彝陵惨败，元气大伤的蜀国，是一个内忧外患的蜀国。彝陵之战，蜀国丧失了数万东出的精锐部队，丧失了无数的军资器械，丧失了傅彤、程畿、张南、冯习、杜路、刘宁、黄权、马良这样的将领人才，新生的蜀汉政权元气大伤。再者，除了彝陵之战，蜀国的其他人才也相继损失。章武二年（222年），蜀国太傅许靖、尚书令刘巴、骠骑将军马超又相继逝世，使得蜀国的人才危机雪上加霜。除了人才危机以外，南中问题也越来越需要处理。在蜀国建立初期，南中越崔夷首领高定率众反叛，军至新道县结果被李严击败。而汉嘉郡太守黄元，听说刘备在永安病重，于章武二年十二月起兵反叛。次年三月，黄元又利用诸葛亮赴永安探望刘备的机会，率军火烧了临邛县。最后被蜀军所平。虽然这两次叛乱都被平定，但由于蜀国建立时间不长，“南抚夷越”的措施一直未能得到执行。而且蜀国之主刘备又于章武三年病逝。彝陵新败、元气大伤、人才危机、黄元叛乱、南中问题以及新丧国主，这些都是蜀国的内忧。而蜀国的外患，指的孙刘联盟的破裂。前面在分析“隆中对”时已经提到过了。东和孙权在“隆中对”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刘备、诸葛亮只是在荆州完全被夺，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意图完全无法实施的基础上，才愿意和孙吴做彻底决裂的。在彝陵战败后，新生蜀国的国力几近耗竭，而这时与东吴的敌对关系却仍未得以改善。这时的蜀国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仅要面对宿敌曹魏，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孙吴。如果长期与孙吴这样敌对下去，蜀国就始终无法摆脱自己在外交上的被动与危机，而“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也就更难得到实现了。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说法来称之，实在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从政治角度来看。由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可以说是三国之中，最有条理的一个国家。在其执政最初二三年时间里，采取闭关息民的方法，立求恢复蜀国元气，随后平定了南中，得用南中地区的富饶，进一步充实了国力，再加上以“严刑峻法”来打击“专权自恣”的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蜀国上下呈现出一片清明、安定的局面。在政治上也是非常优秀的。但是蜀国毕竟建国不久，如果从刘备取得益州开始算起，一直到诸葛亮逝世不过就20年时间。而与曹魏已历三世前后40年的历史相比，显然不如曹魏历史长久。再者，曹操、曹丕、曹睿三人的执政水平也是较高的。做为同样是优秀政治家的曹操，他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是有目共睹的，而其后的魏国政治总体框架也是基本由曹操构建的。曹丕在其执政的六、七年时间里，也相继实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措施，如颁布了一些有利或关心庶民的诏令；禁止妇人、宦官、外戚干预政事；选用智谋贤德之士；推行九品官人之法。曹睿则在诸葛亮逝世前，也表现出比较优秀的政治才能。如在善为军计、明察断狱、容人直谏、不杀谏臣等方面，都有过比较杰出的表现。因此，在曹操、曹丕、曹睿前期（指诸葛亮逝世前），魏国的政治情况也是较好的，但曹魏要比蜀汉早建立20年，这20年时间对于一个处于发展中的政权来说，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曹魏就总体政治局势来看，仍要优于蜀汉，其统治根基也要比蜀汉来得稳固。
从军事方面来看。在古代冷兵器战争中，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是否强盛，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看该国的军队的多寡。而兵与民的关系又是密不可分的。它具体表现为：兵来自于民，民众的数量制约着兵众的数量，这是一个绝对数量指标；另一个是相对数量指标，指军队的绝对总量与民众总数量的比例。因为兵是靠民养活的，所以兵与民之间必须要有个适当的比例。蜀国地寡人少。地不过一州，人口总数不过九十万。而曹魏却拥有九州之地。据《通典》上记载，魏亡时有人口440万之多！当然是诸葛亮执政时期，魏国是否有如此之多的人数值得疑问。但退而求其次地说魏国有三百多万人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蜀国当时的军队总数约有14万左右，其平均不到二户就要养一名士兵的比例，几已到蜀国对军队承担力的极限。即使是这样，仍然比魏国40多万的军队，规模要小得多。故“蜀兵轻锐”这一情况，是客观实在的。
从经济上看。曹魏方面对于经济问题，一贯是非常重视的。早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曹操得兖州之时，其手下治中从事毛介就向曹操明确指出“修耕植，畜军资”的建议，（见《毛介传》）曹操对于毛介的建议非常赞赏。且曹操又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采纳枣诋和韩浩的建议，在许昌试行屯田，并任命枣诋为典农都尉主持其事，当年得谷数百万斛，取得了巨大成功。枣诋死后，任峻继任典农中郎将，在所有州郡例置田官，招募流民，组织生产，推广屯田。由于“屯田制”的实施，促进了曹魏的农业生产发展，增强了魏国国力，较好地解决了军粮供应，减轻了农民运送粮草的劳役负担。史称曹操屯田，“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见《武帝纪》注引《魏书》）这就为曹操统一北方和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原先许多不进行生产的流民、降卒转变为了生产者，据《国渊传》上所说，“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因此从一定程度上，“屯田制”还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而做为曹操的后继者，曹丕除继续执行“屯田制”外，还专门设置了“专掌军国支计”的度支尚书，负责筹划军粮，足食济军，进一步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从蜀国来看，诸葛亮也同样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生产的举措。诸葛亮针对蜀国新败的情况，提出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方针，令百姓安居乐业。又命李严移民2万充实汉中，使由于曹操大量迁徙人口而致荒芜的汉中，重新呈现出一片“男女布野，农谷栖亩”的景象。（见《蒋琬传》）为了发展农业，诸葛亮十分注重兴修水利。他专门设置了堰官，并令1200名士兵常年驻守在当时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对其进行保护和治理。诸葛亮还十分注重对工商业的发展。他非常关心盐铁业的生产，并花大力气极大地利用和促进了蜀国的织锦业。诸葛亮一面身体力行，带头养蚕务桑，另一面设专职锦官，专门组织生产、调拨蜀锦。蜀锦是蜀国对外与魏吴两国通商的主要商品，其质量之精美，远胜曹魏。在增加蜀国国民收入的同时，诸葛亮又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在诸葛亮的带动之下，蜀国的绝大部分官员，都节俭成风。在诸葛亮实行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治国方针后，蜀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发展。就主观努力而言，两国都差不多，而蜀国可能在主观努力上，还更胜一筹。但任何经济活动的成效，也必须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做为基础的。天下十三州，曹魏拥有九州，地大而人多，人多而物博。而蜀国所据的益州虽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但和曹魏相比，终只为一州之富。且曹魏也有同样富饶的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因此，就经济实力来看，仍是曹魏占有绝对优势。
再来看看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相背的问题。在三国鼎立尚未完全形成之前，形势相对比较复杂，而当时效忠于汉室，仍不失为一面号召民众的旗帜。所以曹操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则居汉室正统奉衣带诏讨贼，而孙权为汉室去残涤秽，三家都能在群雄割据，错踪复杂的形势下，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兴复汉室”这面旗帜的号召力，就越来越小了。曹、刘的相继称帝，已经无法再简单地去区分谁是所谓的国贼了。到了公元229年吴蜀订盟之后，“汉复汉室”已经完全丧失了其号召力，而逐渐转向了一种“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的观点。因此，战争的性质也没有什么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了。魏蜀吴三方都形成了割据一方的国家，哪一家的综合国力最为强盛，哪一家就会得到士大夫和民众的支持。诸葛亮在其“隆中对”中所讲到的“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乎”，这是刘备集团若想兴复汉室，所必须据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群众基础。而在诸葛亮的历次北伐中，除了一出祁山时，造成曹魏关中震动，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其余数次北伐，始终得不到曹魏士民的有力响应。而强敌曹魏在历经孙刘两家彝陵之战实力都有所削弱后，实力显得越发强劲。蜀汉与东吴虽然在双方订盟其后的一段时间里，频频东出西击，但双方又都盼望对方能替自己于火中取栗，难以造成曹魏真正意义上的两线同时作战。对于当时实力最为弱小的蜀国来说，此消彼长，北伐的成功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了。
最后，再看看两国的人才将帅。三国之中，以蜀国人才最少。袁子说过蜀国“小国贤才少”、“良将少”；孙盛指出“蜀少士人”；陈寿在谈到蜀国人才情况时说到“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习凿齿在对诸葛亮杀马谡时，所持有的“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观点，也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再看曹魏方面所派出与蜀交战的对手，个个皆智勇兼备，谋略过人。以前看过先生与不少人一直认为“司马懿政治斗争是一把好手，战略上尚可，带兵用兵，未必比孔明强多少，”这里显然需要指出一下，司马懿是一个极富有军事韬略，善于用兵的强劲对手。说司马懿军事上运筹帷幄，机谋应变的才干，有两件事可以说明。一件是司马懿攻杀新城太守孟达之事。孟达在按照常规逻辑估算魏军将在30天后到达之时，司马懿得到孟达叛魏的消息后，当机立断倍道兼行，仅用短短8天的时间便兵临孟达城下，16天攻陷新城，杀了孟达一个措手不及。另一件是司马懿征伐辽东太守公孙渊之事。司马懿正确地分析了公孙渊所能采取的抵御措施，顺利攻破了襄平，杀死了公孙渊，平定了辽东，如期完成了魏明帝所赋予其的使命。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司马懿料敌之智，用兵之法。张合，“识变数，善处营陈，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见《张合传》）。郭淮，“方策精祥”（见《郭淮传》）。曹真也是一位久经战阵，经验丰富的指挥将领。桓范曾称赞其为“曹子丹佳人”（见《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可见其也是谋略过人的。陈寿说道：”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是非常有道理的。也正是因为曹魏方面有着像司马懿、张合、郭淮、曹真这样的强劲对手，使得诸葛亮的用兵方略，总是难以得到有效地发挥。
既然北伐是建立在如此不利的基础之上，那诸葛亮为何还是执意要进行北伐呢？北伐的战略意义重要性非同小可，其直接关系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北伐关系到蜀国的国力是否能得以进一步的增强。
对于地处一州偏远之地，实力最为弱小的蜀国来说，怎样才能不被比之强大许多的魏、吴两国所并，在军备竞赛中不被魏、吴两国拖垮，除了在内发展经济外，还必须在外开疆扩土，增加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换政治经济学上的说法来说，就是必须要扩大自有资本。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彼消我涨，逐渐缩短自己与强敌曹魏实力上的差距。而占领陇右地区，则是诸葛亮对外增强国力的最主要战略手段。
第二，北伐关系到能否实现北进中原，兴复汉室的战略目。
诸葛亮在其《前出师表》中所讲到的，要“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是诸葛亮的最高战略目标。但诸葛亮首要目标不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而是占据陇右，再图关中。诸葛亮出军的基地汉中，正北面是渭水和秦岭，出西北经武都可以到达祁山，其东南面是汉水和经汉水的西城、上庸和房陵三郡。可见汉中当时正处于曹魏的三面包围之中。如果能占据陇右，不仅可打破曹魏对汉中三面包围的总体局势，相反还可以形成对长安及关中地区两面夹击的态势，这样就可以为将来的北定中原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三，北伐关系到是否能与东吴一起，重新建立起新的两路夹击曹魏的战略态势。
自从荆州失去以后，诸葛亮想从益州、荆州两路夹击中原的愿望就落空了。前面已经说过，蜀国要想战胜比已实力强大得多的曹魏，仅用关中一路要想取胜显然是相当困难的。如果想北伐事业更有成效性，那么联吴伐魏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方法了。而且蜀吴两国都是弱国，他们只有相互支持下才能有所发展。可以说，曹魏是蜀吴两国共同的敌人。而若想东吴方面能充分配合蜀汉的行动，那么就必须取决于蜀吴联盟的密切程度，取决于蜀国国力的强盛程度，取决于蜀国北伐的力度。诸葛亮的北伐，显然是向东吴方面展现了其最大共舟共济的诚意和决心。
因此，北伐事业是刻不容缓，势在必行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在如此不利的形势下，诸葛亮的历次北伐。
第一次北伐，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攻取眉县，使赵云、邓芝率一枝兵马为疑军，据箕谷。而诸葛亮自率大军攻祁山。由于事出突然，天水、安定、南安三郡皆叛魏应亮，魏明帝曹睿遣大将军曹真督关右诸军，驻眉县。令右将军张合率五万步骑增援陇上。蜀军先锋马谡在街亭被张合所破，蜀军进无所据，拔西县千余家回汉中。此战过后，诸葛亮自贬三等，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第二次北伐，建兴六年（228年）冬，诸葛亮利用东吴陆逊在石亭大破魏大司马曹休之际，复出军攻魏。十二月，诸葛亮引兵出散关，围陈仓。因为曹魏方面已经有所准备，“使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治其城”（见《曹真传》）。郝昭据城坚守，诸葛亮围城20余日，粮尽而还。魏将王双率骑追赶，被亮设伏所杀。
第三次北伐。建兴七年（229年）春，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击式。诸葛亮自出至建威，郭淮退还，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营於南山下原上，筑汉、乐二城。
第四次北伐。建兴八年（230年）七月，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数道并进，会攻汉中。会天大雨三十余日，阻碍了魏军的进攻。蜀军以逸待劳，诸葛亮一方面积极组织防御力量，调李严率军2万增援汉中，自己亲率大军屯成固、赤坂迎敌。另一方面积极筹画反攻力量。他令魏延、吴壹西入羌中南安界，大破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吏郭淮于阳溪。
第五次北伐，建兴九年（231年）二月， 诸葛亮率军再次进围祁山，以新造之木牛运粮，令李严总督后勤粮草。此时，魏大司马曹真有疾，魏明帝令司马懿代真屯长安，督雍凉二州诸军事，统张合、戴陵、费瑶、郭淮，兵发祁山。诸葛亮率军于上圭迎击司马懿，初战诸葛亮击败魏将郭淮、费瑶，并乘胜大收上圭小麦以做军粮。在上圭东与司马懿想遇，懿敛兵依险，亮不得战，引军还。司马懿引军随亮，至西城，始终不与诸葛亮交战。魏将贾栩、魏平数请战，懿不允。诸将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见《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五月司马懿使张合攻蜀将王平于祁山南屯，自己率主力进攻诸葛亮。诸葛亮令魏延。吴班、高翔迎战，大破魏军，“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懿回营固守。祁山南屯方面，蜀将王平守备得法，张合进攻不克，亦回军。六月，蜀军因运粮不继退军，司马懿强使张合追击蜀军，张合不得已，遂进。追至木门中蜀军伏击，张合中箭而亡。
第六次北伐，诸葛亮鉴于每次北伐，皆因粮尽退军，故于建兴九年（231年）后，就劝兵讲武，作木牛、流马，运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息兵三年，以做战时所用。建兴十二年（234年）二月，诸葛亮调动所能征发的军队，出斜谷，遣使约东吴孙权同时出兵，共伐曹魏。蜀军到达眉县后，屯于渭水之南。司马懿亦引军渡渭，背水为垒以拒亮。司马懿仍沿用坚守不出，待蜀军粮尽而退的办法，而诸葛亮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两军相拒百余日，诸葛亮数次挑战，懿始终不出。亮送巾帼妇人之服至懿处，懿故意上表请战，以搪塞诸将。蜀军与魏军相持半年有余，于当年八月，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于军中，享年五十四岁。司马懿得知此消息，率军追赶。蜀将姜维令杨仪反旗鸣鼓，做反击状，懿不敢逼。蜀军得以结阵而去，入斜谷后发丧。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能退生仲达。”懿因此自嘲道：“吾能科生，不便料死也。”（见《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及蜀军退，懿巡视蜀军营垒处，叹道“天下奇才也！”（见《诸葛亮传》）
这里着重讨论一下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
蜀军的第一次北伐，是相对形势较好的。出兵前，魏延献计，称坐镇长安的魏安西将军夏侯楙“怯而无谋”，故欲请“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
魏延的计划确实很有气魄，如果按照魏延的计划，蜀军便可一举夺得关中，这也正是诸葛亮北伐的首要目标。但是诸葛亮以此计过于悬危，未予采纳。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魏延此计，不难发现，如果魏延的计划要得以实现就必须同时满足下列5个条件：（注意是必须同时满足！）
第一：魏延率军从褒中出发，循秦岭东行进入子午谷，循子午谷到长安，完成这个行程必须用10天的工夫。
第二：曹魏长安守将夏侯楙得知魏延军突然到来时必须要弃城逃跑。
第三：夏侯楙逃跑时，必须留下大批可供蜀军食用的粮草辎重。
第四：魏军的增援部队必须要在20天后才到达长安。
第五：诸葛亮大军从斜谷出发，必须在20天内赶到长安，增援魏延。
这五个必须的条件，每一个都有不能实现的可能！注意是每一个！！！
先说第一个。首先魏延能保证在10天之内穿过子午谷而到达长安吗？子午谷道长约660里，两边高山对峙，中间水流湍急，全靠架在山崖上的栈道通行。《石门颂》描述子午道：“上则悬峻，屈曲流颠，下则入冥，写输渊，平阿淖泥，常荫鲜晏。木石相距，利磨确磐。临危枪砀，履尾心寒，空舆轻骑，滞碍弗前。”而且两年之后，魏军都督曹真伐蜀就是从子午道走的。“曹真发已逾月而行才半谷，治道功夫，战士悉作。”（见《三国志·魏书·王朗附王肃传》）。曹真一个月才走了子午谷的一半，虽然有“会霖雨三十天”的客观因素在内，但至少可见用1
0天时间内走完子午谷是相当不容易的。而如果不能在1 0天内到达长安，那么魏军的细作就可能会得到情报而有所准备，使蜀军失去奇袭的效果。
再说第二个。魏军守将夏侯楙怯而无谋这是事实，但他会不会害怕到“闻延奄至，必弃城逃走”呢？如果他不是弃城逃走，而是据城而守，等待援军到来的话那又怎么办呢？这里先生谈到“魏延用兵而岂能不料敌主将之勇懦乎？”魏延看人看得真有那么准吗？诸葛亮逝世后，杨仪令费文伟去见魏延，试探他对撤军的态度。魏延即要求文伟与他联名发个文书，一同留下继续北伐。费文伟答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见《魏延传》）。杨仪与魏延“势如水火”，众人皆知之事，怎可能会有“必不违命”之举？文伟与魏延相识不可谓不深，相交不可谓不长，况此脱身计，实未见高明，却能一时瞒过魏延的眼睛。未知魏延识人水平究竟有多少高明？更何况夏侯楙其人与魏延非亲非故，而当时的消息情报传递速度和质量，又远未如现在这样高速准确，魏延又以何依据就可认定夏侯楙定会“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呢？再者言道长安城是曹魏的三所防守生镇之一，其战略意义相来与东线合肥、中路襄阳不相上下，欲令魏军于此重镇不战而降，魏延是不是多少也有点一厢情愿了？
再说第三点。即使魏延成功占领了长安，又怎能保证曹军就一定留下大批粮草辎重给蜀军呢？坚壁清野的做法，魏国并不是没有做过。当年曹操攻下汉中以后，“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又于武都“徙氐五万余藻出居扶风、天水界”（见《张既传》）。使得以后刘备夺得汉中后，只得其地不得其民。诸葛亮也不得不令李严率众2万赶赴汉中，才能使汉中重新焕发其生机和活力。如果曹军把粮食运走或是干脆将其付之一炬的话，蜀军能空着肚子守城吗？
再说第四点。谁又能保证关东援军一定会在20天后才到达长安。远的不说，就拿司马懿袭击孟达来说，孟达估计司马懿要一个月后才能赶到上庸，结果司马懿只用了短短的8
天时间就赶到了，16天就攻破上庸，击斩孟达。而且从关东到关中，一路上一马平川，没有什么天然屏障，正利于曹魏的铁骑昼夜急驰。
再说第五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诸葛亮率军从斜谷出发到长安，要行千里栈道，怎能保证就一定能赶在曹魏援军到来之前到达长安？万一落在曹军后面，魏延军被曹军吃掉不说，诸葛亮的北伐大军就会屯兵于坚城之下，陷于进退两难的窘境。
当然，魏延此计虽有上述五个方面的不足之处，仍不能断定其计必定无效，因为战争本身就是变化多端的。但是所谓善于用兵者，要讲究制于人而不受制于人。我们仔细看看魏延此计，除了第一点，第五点，蜀军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克服外，第二、第三、第四点却得把获胜的希望完全交由曹魏方面来控制。相信大家也早已经过惯了中国男足每每在重大关头，要看别人脸色的日子了吧。如果这五个环节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那后果就是不堪设想的。诚然，用兵作战是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的。但对于一个可以称之为某种意义上赌徒的用兵者来说，他必须考虑已所选用的用兵策略而带来的收益，是否会远远大于他所承担的风险。毫无疑问，如果魏延此计成功，蜀军可顺利攻下长安城，但是否就能如魏延所说那样“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呢？如果蜀军攻下长安，那么对付长安之东数十万曹魏援军的疯狂反扑就是一个非常棘棘手问题。想当年关羽进军襄樊，曹操几乎把他所有拿得出的，值得骄傲的将领军队都派了过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让关羽军攻下襄樊。正因为长安城的战略意义同样非同小可，所以曹魏方面想要重新夺回长安的决心应该也是显而易见的。再者长安以西还有数万魏军赋予顽抗，需要蜀军在短时间之内作战收编。而长安城与诸葛亮北伐基地汉中，却又仅凭几条险塞栈道保持联系，而在这条势关生死存亡的生命补给线，其东面和西面又都是魏军，谁能保证这条补给线不受魏军的搔挠？万一这条补给通道被魏军切断了又该怎么办？
接下来，再来分析一下魏延此计如果失败，又会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孙子兵法·始计篇》中讲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先生在原文中讲到“五千军出子午，败不过丧一支偏师”，果真如先生所言吗？第一，魏延是请求的是得精兵五千，负粮兵五千。也就是说，魏延所需带领的是一万兵力。蜀军一共才多少兵力？蜀军之中工共有几个像魏延这样的杰出将领？而三国后期，又有几次战斗是令对方损失一万兵力以上的？一旦魏延此计失败，这一万蜀军就等于给魏国轻而易举地消灭了，而魏延本人估计能生还的概律也不会太大。仗还没开始真正的打起来，自己先丢兵丢将，那以后的仗又该怎么打下去？这能算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吗？此其一。其二，如果魏延此计失败，必定会敲响魏国上下对关陇地区防务的警钟。诸葛亮一出祁山失败后，魏将曹真“以亮惩于祁山，后出必从陈仓，乃使将军郝昭、五生守陈仓，治其城。”（见《曹真传》）。这显然说明魏国对蜀军的进攻已经做好了戒备。魏国本已强大，再加上有所戒备，蜀军要想在以后的战斗中取得胜利，其难度可想而知。其三，常言道“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蜀军第一次北伐是建立在刚刚平定南中，士气正旺的基础之上。如果魏延此计，蜀军败，而魏军胜，此消彼涨。这无疑就给今后的北伐事业，蒙上一层难以洗去的阴影。对于蜀军的第一次北伐来说，是许胜不许败。因为只有此战胜利，蜀军才有可能前先制定的“汉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如果此战失利，不仅仅是一次局部战斗的失利，因之而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将会严重地影响到今后的北伐事业中去。也正因为此，蜀军在这之后的北伐中，虽然表现不俗，仍无法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所在。
我们再来看看诸葛亮否决魏延此计后的具体做法。
诸葛亮先扬声由斜谷道攻取眉县，使赵云、邓芝率一枝兵马为疑军，据箕谷吸引魏军主力曹真部。而自己则自率大军攻祁山。由于事出突然，加之蜀军“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天水、安定、南安三郡皆叛魏应亮。当时的形势是：陇右五郡，三郡叛归蜀军，只有陇西郡和广魏二郡不服。只要能切断关陇通道，把这种优势保持一个月左右，就会占领全部陇右地区。（参照《三国志·魏书·张既传》裴注引《魏略》记载：“卿能断陇，使东兵不上，一月之中，则陇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虚自疲弊耳。”）。由此可见，取得陇右的关键就在于切断关陇通道，而切断陇道的关键之关键就在于一定要守住由关中入陇的咽喉要地，街亭！诸葛亮令“才器过人，好为军计”的马谡率蜀军先锋部队镇守街亭，其用意就在于拒魏军关东援军于陇外，配合蜀军主力攻占陇右。也就是说在具体战术布置方面，诸葛亮做得面面俱到，实无可挑剔。街亭战败，完全是由于马谡“违亮节度，舍水上山，举动失宜”，且又刚愎自用，参军王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所故。诸葛亮所负有的，只是用人不明的责任，实与其具体战术用兵策略无任何关系。以此而言孔明用兵不高，何其妄也？！
先生在原文中讲到“若亮速进，则三郡非中国之所有也，而亮徐行不进；既而官兵上陇，三郡复，亮无尺寸之功”。诸葛亮行军力求其稳，不肯疾趋，昔曹操“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遂于当阳长坂大败刘备，利有必趋者也；而亮计不及此，死抱住“必蹶上将军”的古训，其与赵括相差几希？
这里有必要先分析一下曹操为何会做出“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的决定。曹操之所以这样做无外乎三个原因。第一，曹操与刘备打过多年交道，对刘备的为人和作战方法非常熟悉。早在初平四年（193年）征陶谦时，曹操就已经和刘备打过交道了。在这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曹操又陆陆续续和刘备打过几仗，双方可谓知根知底。兵法云“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因此曹操能针对刘备其为人，做出相应的用兵策略。第二，刘备在撤军过程中，犯了严重的战略决策错误。正因为江陵极有钱粮，城池坚固，如果占领江陵，刘备就会有资本得以喘息并修整自己的部队。但也正因为这此原因，江陵也成为了曹操极欲占为已有的军事重镇。《孙子兵法。九地篇》里讲到“争地则无攻”，对于“争地”来说，任何一方都想抢先占领。曹操之所以愿意丢弃辎重，轻军猛进，也正是受刘备向江陵进军的刺激所致。而在刘备当阳战败后，折向江夏，曹操就没再派兵追赶。所以说，与其说曹操轻军兼道是为了击败刘备，倒不如说是为了争夺江陵更为确切一些。第三，曹操之所以能令五千急驶一昼夜的骑兵击溃刘备军，还得益于刘备当时具体战术上的错误布置。刘备丢不下十余万随他南撤毫无战斗力的普通百姓，被甲者少，且又分出关羽的精甲万人从水路向江陵进发，这样无疑使本来战斗力就不是很强的刘备军，其战斗力更进一步被削弱。这样也就等于无形中帮了曹操一个大忙。
再来看诸葛亮当时的情况。《诸葛亮传》注引《袁子》道：“蜀兵轻脱，良将少，亮始出，未知中国强弱，是以疑而尝之；且大会不求近功。所以不地也。”袁子讲得极为有理。蜀军兵微将寡是任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诸葛亮一出祁山，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对曹魏的大举用兵。彝陵战败后，诸葛亮苦心经营了五、六年，才有如今的这十万北伐大军。再反观曹操攻打董卓第一战时，由于不明敌军底细而遭伏战败来看，诸葛亮在未知中原虚实的情况之下，采取的慎重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其一也。其二是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强行军的结果，势必造成部队战斗力的严重削弱。《孙子兵法·谋攻篇》里讲到“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而陇西郡和广魏郡早已被魏军所占据，魏军坐拥坚城固池，且又以逸待劳。用战斗力遭受削弱的部队去直接攻城，这本身就不是智者所为。其三，当时的魏军并不同于刘备所率之军民相杂，战斗力不强的部队。
诸葛亮第二次的北伐，面对的是遭魏国修整一新的坚城陈仓，“为人雄壮，数有战功，为杂号将军”的宿将郝昭（见《明帝纪》注引《魏略》）和早有准备的魏军，因此无功而退。但郝昭所以全城却敌者，正如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所注的那样，“其才非成于攻者也，客主之势异耳。”而魏将王双却以为蜀军软弱可欺，想捡个“皮夹子”，便率军追赶。王双放弃坚城，而与蜀军打野战，这哪里是诸葛亮的对手？诸葛亮设伏，轻而易举将王双除去。
在诸葛亮以后的几次北伐中，又相继取得了不少局部胜利。这些又直接能反映出诸葛亮的用兵方略。我们来看看在北伐过程中魏蜀两国所遭受的损失。从损兵损将来看，蜀军除了第一次蜀军先锋马谡部伤亡较大（但蜀军主力却未有所损失），第二次攻陈仓时部队有些许损失外，其他的多次战役，基本上都是能胜则胜，不能胜则全师而退，人马的损失是不大的。而魏军除了在街亭之战中，大破蜀军先锋部队马谡外，其他几次都没有什么大的斩获。相反在余后的几次战斗中，连遭重创，先被蜀将魏延、吴壹西入羌中南安界，大破其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吏郭淮于阳溪。后又被蜀军击败，蜀军“获甲首三千级”。蜀军在整个北伐过程中，由于遭受作战失利所导致损失的只有马谡一人，况且即使这个马谡也是被诸葛亮为明军法所斩的。而魏军的大将王双和“以巧变为称”的张合，却是被蜀军直接击毙的。再从丧失城池与人口来看。蜀国方面未有城池和居民遭魏军所掳。而魏国方面则丢失了武都和阴平两郡，被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回汉中”。而武都，阴平对于蜀军的占据关陇和从侧面保护蜀国不受魏军侵害，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后蜀国灭亡，就是被魏将邓艾于阴平处偷袭成功）。从损失的战略物资来看，蜀军曾乘胜大收魏国上圭郡外的小麦以做军粮，“获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而且还利用在魏国土地生产出的粮食以供军用，“是以分兵屯，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见《诸葛亮传》）。也就是说，如果单从作战所受到的损失来看，魏军所遭受的损失要远大于蜀军所受到的损失。诸葛亮处在兵少将寡和运粮困难的不利条件下，面对强大的魏军和由司马懿、张合、郭淮、曹真等魏之名将及所构铸的坚固防线面前，仍屡次对魏采取主动性的进攻，并能给魏军予重创，极大程度地消耗了魏军实力，实属不易。还使“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和富有军事韬略的司马懿任其自来自去，甚至受到“巾帼妇人之服”的羞辱，还被时人讥之为“畏蜀如畏虎”和“死诸葛能走生仲达”。而司马懿曾说过“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见《资治通鉴》卷74景初二年）况司马懿并非不想消灭蜀军，且他曾两次令魏军追赶南撤的蜀军，但都无功而还，反而赔上大将张合的一条姓命。若以此观之，说诸葛亮用兵平庸，实难令人信服。
诸葛亮的北伐虽未最终成功，但也不能算是失败。因为失败和未能成功还是有区分的。诸葛亮在北伐中，做到了“夫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而且战争本身就是“胜可知而不可为”的（《孙子兵法。军形篇》）。从南征算起，到诸葛亮星落五丈原结束，诸葛亮一共才打了近十年的仗。在这十年时间里，诸葛亮虽说战功不著，但终无大败。反观曹操，曹操在其最初用兵的十年时间里，虽说胜仗打了许多，但败仗也打了不少。而且有些败得还相当的惨，好几次差点把命都给丢了。而诸葛亮在第一、第二次北伐中受到挫折后，并未一獗不振，相反吸取了作战失败后的经验教训，在以后的几次战斗中，始终未给魏军以可趁之机。再看曹操，他倒是在一征张绣时，对其部下信誓旦旦地说到“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以后不复败矣。”（见《武帝纪》）。可结果呢？曹操在二征张绣时还不是照样败在了同一个人的手上了吗？不等于狠狠地“打”了自己一记耳光吗？有句话说得好，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犯一次错误并不算什么，但如果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再犯同一种错误，那他就有点问题了。诸葛亮即使再能用兵，只给他短短的十年时间怎么能完成北伐事业？要知道曹操在官渡之战后消灭十万袁绍军，且袁谭、袁尚又兄弟不和，但曹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都用了八年时间来统一河北。况且诸葛亮所面对的对手，无论是从何种角度而言，要战胜其的难度都要比曹操平定河北来得高得多。诸葛亮在各方面都不利于已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自己，又伺机给予对手以重创，胜负相当且从某各意义上讲胜还占得上风，仅从这点来看诸葛亮已尽了人为的最大努力了。而身为大军事家的曹操，他在诸葛亮尚未辅佐刘备之时，已经称霸中原，而当时的刘备尚无寸土之地。后及诸葛亮出山，曹操不仅未能消灭劲敌刘备，成就统一功业，反而令其一步一步取荆夺益，建立蜀汉基业与自己分庭抗礼，鼎足三立。若以此观之，曹操之军事能力未必便能高于孔明，且军事成败离不开政治、经济、外交及个人综合素质等因素影响。单方面以诸葛亮北伐未能成功来推断孔明拙于用兵，实非定论也！
最后再对以前承诺许多网友对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进行若干补充。
第一，诸葛亮所指挥训练的部队军纪严明，训练有素，战斗力强。
《诸葛亮传》里记载道：“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又道：“是以分兵屯，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在《诸葛亮传》注引《袁子》中又说到“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之行军，安静而坚重；安静而易动，坚重则可以进退。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这些都讲到诸葛亮的军队纪律很好，不随意杀人和搔挠百姓的生活起居，不像曹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滥杀之举。因为诸葛亮在治军过程中，讲究注重“教化”。他说：“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教令》）诸葛亮治军，其军法军纪甚严。诸葛亮认为对于像“轻军”、“慢军”、“盗军”、“欺军”、“背军”、“误军”、“乱军”这七种严重削弱军队战斗力的表现，必须处于斩刑。（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斩断》）。在严明军纪的同时，诸葛亮又强调赏罚必须分明，他认为“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主张“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赏罚》）正因为诸葛亮重教化，严军纪、明赏罚，才能建立起一枝号令统一、纪律严明、勇于战斗的作战部队，使得10万蜀军在魏境中始终来去有序、进退自如，“而仲达以劲骑三十万仅能自守，来不敢敌，去不敢追”。
第二，诸葛亮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杰出军事思想家。
诸葛亮出生于山东琅邪阳都。在这片齐鲁大地上，先后涌现过姜太公、司马穰苴、孙武、孙膑等杰出军事家。诸葛亮自比于管仲、乐毅，从小就对兵家思想有过极为深刻细致的研究。在诸葛亮的军事理论思想中，不仅继承了前秦兵家的优秀理论，还有不少触及并超越了前人所没有注意到的可贵之处。最典型的要数诸葛亮对于士兵在战争国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诸葛亮认为“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见《诸葛亮集》卷2《兵要》）这里的“有制之兵”即是指政治素质高、战斗力强的士兵。这样，即使是将领的指挥才能稍差一点，也不一定会打败仗。相反如果部队政治素质差、战斗力不强，作战将领纵然优秀，也不一定会打胜仗。他还主张“兴战必用众心”（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喜怒》）和“察众人之心，扬士卒之能”（见《诸葛亮集》卷3《便宜十六策。治军》）。在这里我特别把它和《孙子兵法》做个比较。《孙子兵法。九地篇》中讲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使士卒“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孙子兵法》是想蒙弊士兵的耳目，使他们对军事形势毫无所知，像羊群一样，只供将领驱使，而不发挥士兵的主观能动性。两者相比较，诸葛亮高度重视士兵在实际战争中所直到的作用，这不仅非常符合当时蜀国地处边陲，良才稀少的具体国情，又较前秦兵家在对待士兵的作用问题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完美的升华。从这点来看，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要大力提高部队整体作战政治素质，实有异取同工之妙。
第三，诸葛亮注重装备、讲求阵法。
在冷兵器时代，小国寡民往往不是万乘大国的对手，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兵力的寡不敌众。管仲曾说过：“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蜀、魏相抗，蜀弱魏强。所以要想以弱蜀敌强魏，就必须在双方对抗中始终做到扬长避短。蜀军在军队绝对数量上，显然是无法起过魏国的，唯一可取的，就是加强部队的整体战斗力。除了前面所讲到的，诸葛亮在训练军队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外，诸葛亮还通过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以达到使蜀军转弱为强的目的。在三国时期的所有作战指挥官中，没有哪位比诸葛亮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付出了那么大的努力，取得那么大的成效。陈寿称其“长于巧思。”，又“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由诸葛亮改善过的蜀军兵器有弩、刀、斧、匕首、钢铠、铁蒺藜等。这其中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连弩了。史称其为“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见《诸葛亮传》注引《魏氏春秋》）。连弩杀伤力很强，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兵器制作革新。晋镇南将军刘弘赞叹道“神弩之功，一斯微妙！”（见《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魏将张合就是死于连弩之下，可见连弩在蜀军对魏的直接作战中，所发挥出的巨大威力。不仅如此，诸葛亮还针对蜀道难行，粮运困难的情况，研发出新式运粮工具－－木牛和流马。由于木牛流马的相继研发成功，大大改善了蜀军运粮困难的问题。诸葛亮在前几次北伐中，每次北伐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月。但在其研制成木牛后的第五次北伐中，却从二月坚持到六月，长达四个多月。最后一次北伐，蜀军将新研发成功的流马投入使用中去，蜀军也从二月一直坚持到了八月，若不是诸葛亮病逝军中，蜀军还将坚持下去。晋将刘弘赞之为“木牛之奇，则非般模”。木牛流马在蜀军北伐战争的运粮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且陈寿在《诸葛亮集》中，祥细地记载了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也为我们后人的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诸葛亮还“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诸葛亮在春秋时期所研制的八阵基础之上，又有所突破与创新。余大吉先生在其所著有的《诸葛亮八阵图及阵法试探》中讲到：“它吸取前人八阵的优点，是八阵的集大成者，达到中国冷兵器时代集团方阵的一个高峰。”诸葛亮在其完成八阵图后，也曾兴奋地说道：“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见《水经注》卷33《江水》一）。及蜀亡，晋武帝司马昭还令陈勰“受诸葛亮围阵用兵倚仗之法”。陈勰也很快掌握了诸葛亮的八阵之法及“甲乙校标帜之制”（见《晋书》卷24《职官志》）。在西晋时，晋将马隆仍以八阵转战千里，平定了凉州羌人的叛乱。刘弘称其为“推子八陈，不在孙、吴”。（见《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
写下此文，并不在于要通过贬低曹操来抬高诸葛亮，其真正目的在于要向大家提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是评判一个人是否是军事家的标准？相对而言，一个人用兵才能反而是最不能反映其主观军事才能的，因为评判用兵的优劣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能打胜仗，而影响战争战负的因素却又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单受个人主观用兵方法的左右。由于天道不公和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诸葛亮战功不著。其实或许正如赤军先生及诸位所讲的那样，诸葛亮并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军事家，因为对于一个杰出军事家来说，赫赫战功又是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诸葛亮具备一个杰出军事家的一切主观素质，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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