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为答赤军先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第二部分。

　　赤军先生引用到谭良啸先生的《诸葛亮用人四论》。据谭良啸先生所述，诸葛亮所任用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类人才，共计约有63人。如果从地域颁看，荆州28人，益州29人，兖州3人、豫州1人，雍州2人。如果再以刘璋、刘备、诸葛亮三位不同时期益州最高领导人为中心来划分，上述63人中，属于刘璋旧部的11人、属于刘备旧部的24人，属于诸葛亮本人新起用的有28人，其中还包括曹魏降将2人。当然上述统计是否完全正确，还有待于考证，但先生却仅以李严、陈到两人为由，就全面否定谭良啸先生所开列《用人简目》之真实性，在下以为欠妥。且虽说诸葛亮未必对上述63人之提拔皆有其功，然能充分举贤用能亦非易事。诸葛亮的用人主张与刘备之“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功”（见《先主传》）用人方法不无相同么？再与同时期“用人唯才”的曹操相比。曹操所获得人才的方法不外乎有六种。即曹操的亲族、征辟、人材的自我投效、再经人材的推荐、纳降、强征。也就是说，曹操在用人方面，更多的是靠所谓的“愿者上钩”，其本人对于开发人才方面并无多大作为，亦或说是不全是曹操一个人的功劳。这样岂非将曹操的“唯才是举”又一笔抹杀了么？

　　这里再就先生所举九个人才之死与诸葛亮有关加以说明。

　　其一是刘封。刘封是刘备的养子，为人有武艺，气力过人。他确有将领才干，因此刘备封其为副军中朗将。但是“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刘封本人在临死前，说过“恨不用孟子度之言！”。赤军先生在原文说到：“若乃权君谲主，贤父慈亲，犹有忠臣蹈功以罹祸，孝子抱仁以陷难……其所以然，非骨肉好离，亲亲乐患也。或有恩移爱易，亦有谗间其间，虽忠臣不能移之于君，孝子不能变之于父者也。”又云：“恐左右必有以间（封）于汉中王（刘备）矣。”虽举之有道，然做“今足下与汉中王，道路之人耳，亲非骨血而据势权，义非君臣而处上位，征则偏任之威，居则有副军之号，远近所闻也。自立阿斗为太子以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亦无不可。刘封本人对于皇位也是很看重的。因为他并有因为孟达所举的“晋国申生、卫国太子及、齐桓公小白、晋文公重耳”的这些例子而叛蜀降魏。但是刘封其人品也并不是很好，他和孟达在上庸时就因为一些个人问题产生冲突，“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见《刘封传》）。孟达何许人也？他和法正一样，都是为刘备夺得益州立下汗马功劳之人，但刘封也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有所克制。因此诸葛亮“恐难制御”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谁接皇位的问题上，历史上有过许多经验教训。远的不说，就拿袁绍父子、曹操父子、孙权父子来说吧。袁绍死后，其长子袁谭、幼子袁尚，为了争夺继承权，各持一旗，互相敌对，给了曹操以各个击破的有利时机。曹操为了曹丕、曹植的问题，也很伤过脑筋。包括孙权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也是几经波折，两国的大臣，也分别分为两种派别，各自为自已拥戴的人出力。毫无疑问，刘封的才能是要远高于刘禅的，但他终究不是刘备亲生儿子。历史上由非嫡亲之人接掌皇位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在我记忆中只有两个。一个是女皇武则天；另一个是清朝乾隆帝。还有一些朋友对我说后周之主，世宗柴荣。但即使大家能再多举出些例子来，在长达三千年的中国帝王史中也只是沧海一粟，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况且在刘封此事之前，并无先例。如果一旦刘封和刘禅再争起皇位来，这对于刚刚受到关羽毁败后的蜀汉政权来说，其后果是不堪想向的。唐太宗的玄武门事变；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争皇位而各率精兵互斗，导致蒙古军元气大伤。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还少吗？刘封之死，于其把主要原因怪在诸葛亮头上，不如说是封建社会下，为争夺皇位的又一个牺牲品罢了。以一人之失，而换取蜀汉四十年的太平无事，何乐而不为？刘备本人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下令赐死刘封的，还为之流涕。
　　再说彭羕。彭羕和魏延、杨仪、李严、廖立、刘琰这些人是属于同一种人，就是比较自大骄矜，喜欢居功自傲，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总是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从陈寿把他们这些人归入同一个传中也可以发现。但他们这些人又有同一个特点，就是有一定的才干。再来看彭。的确彭确实有才华，“先主亦以为奇，数令囗宣 传军事，指授诸将，奉使称意，识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领益州牧， 拔囗为治中从事”，但是彭是个“姿性骄傲，多 所轻忽”的人，他的作风确实不受诸葛亮的喜欢。他“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用我们上海话来讲，就是这个人“骨头太轻”，没资格当这种官。但诸葛亮是否会因为个人原因而这样做吗？肯定是不会的。最典型的例子无外乎诸葛亮推荐庞统了。庞统之才要远甚于彭，而诸葛亮也能”亦言之于先主“。而且诸葛亮看人还看得真准，说彭“心大志广，难可 保安”，他还就被孔明一语中的，企图和马超一起，谋图叛乱，还说先主刘备是“老革荒悖”。所谓“防患于未然”、“防微杜渐”。诸葛亮对刘备这样说，这样做，又有什么错？而且彭在狱中，也无任何认罪悔改之意。他给诸葛亮写了这封长信，信的内容无外乎两个：第一，就是给自己摆功；第二，就是为自己辩护，企图开脱罪责。诸葛亮当然不肯对其做宽大处理。这也正符合诸葛亮一贯的“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的处罚原则。

　　其三为关羽。众所周知，羽确实是亡于骄傲自大，但这能怪得到诸葛亮的头上么？关羽的自大是难道是从诸葛亮对他的答复中才养成的么？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关羽自大了有五十几年了，包括刘备本人也没有对关羽这方面说过什么，倒是对张飞的“暴而无恩”做出过批评。而且诸葛亮说的“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这句话，以在下看来，并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挑剔的地方。关羽问诸葛亮马超的才能可与谁相比，诸葛亮既不能说马超太好，因为关羽会很不服气；又不能说马超太差，因为既不符合事实，也会伤害到马超的自尊。张飞与关羽是结义兄弟，两人感情很好，“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且张飞与关羽一样，皆“人杰也”，两人为“并世之虎臣”，但“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在地位上也稍逊于关羽。因此诸葛亮就把马超比做张飞。这样比喻既无形中提高了马超的身价，又显出马超要略逊于关羽，也由此看来诸葛亮的措辞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不存在什么为了拔高关羽而去刻意贬低马超。关羽与马超的关系，可以看做是刘备旧部与新降者之间的关系。诸葛亮在这点滴小事中，仍能左右逢源，不伤害双方的感情。这简直就可以说是一次处理人际交往关系的完美典范。先生不妨试想一下，如果当时诸葛亮的措辞稍有不当，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首先以关羽那种“骄于士大夫”的性格，一定会耐不住性子，想离开荆州重地来与马超做个了断，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而且马超也不一定买帐，以其“负其多力”的想法，说不定真会和关羽来场龙争虎斗。而且与马超同为新降者的一些人，也一定会个个会居安思危，怎么能回复到以前“有志之士，无不竞功”的局面呢？这样荆州定然很快不保，政权内部再大起内讧。新生的蜀汉政权就此危矣！

　　其四为孟达。孟达本是与法正一样，是迎刘备入蜀的大功臣，后因与刘封不和而降魏。诸葛亮南征时闻达消息，乃使李严写书诱之，达遂阴谋叛魏，事机不密，为司马懿攻杀。当然孟达的死与诸葛亮不无关系，可仔细想来，诸葛亮对于不救孟达，应该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首先孟达是个反复无常之人。他最早从于刘璋，后又叛离刘璋改投刘备门下，以后又背叛刘备投降了曹魏，如今他又要叛魏投蜀。这样的人可信度究竟有多少呢？其二：其次，孟达所领的西城，已无当年贯通汉中至襄阳一段汉水的重要地理位置优势。当年刘备令刘封与孟达攻打“东三郡”，其目的就在于打通从汉中到襄阳这一段汉水，从而侧应荆州北上的关羽军。而时值今日，荆州早已成为吴人的囊中之物，从荆州与汉中两路出兵的计划也宣告破灭，所谓的东西出兵，其本意应为与东吴合作出兵，不可能算上身在西城的孟达。其三，不救孟达，恰恰可能是诸葛亮出于全局的观点，而故意不救孟达的。自从刘备218、219年这两年时间和魏国在汉中发生激战外，蜀国已经有近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和魏国发生过军事冲突，尤其是在刘备死后，蜀国更是“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魏国西线也未见有什么针对蜀军的军事调动。魏明帝曾就此事问过孙资，孙资回答曹睿道：“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摄强寇，镇静疆场，将士虎睡，百姓无事。”（见《孙资传》裴注引《资别传》）。换句话说，就是以不变应万变。魏国当时有不少人认为“蜀中惟有刘备。”以致于“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突然听说有一支“戎阵整齐，赏罚明而号令明”的蜀军北出，立刻“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是故“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见《诸葛亮传》及裴注引《魏略》）。可见，魏国当时根本没有人意识到诸葛亮屯兵汉中的北伐意图。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诸葛亮做出救援孟达的军事举动，曹魏会不会以此而了解到诸葛亮的战略意图呢？诸葛亮北出后，还会不会“朝野恐惧”呢？对待盟友见死不救，虽说有些不尽人情，但在政治与军事上这种事是相当普通与多见的。这里就举个非常典型的战例。二战中，英国破译了德国空军的密码机，并多次以此在对德空战中保持了情报优势。德国基于这一情况，决定考验其密码机的可靠程度，并做出对考文垂进行轰炸的指令。丘吉尔出于大局的考虑，不得不做出放弃考文垂市的痛苦决择。考文垂受到了德国空军的猛烈轰炸，损失惨重，但英国也以此为代价，始终清楚地了解到德国空军的战略部署，并在以后的对德空战中始终保持了战略优势。不救孟达这恰恰是一种麻痹魏军的军事策略！

　　其五为李严。正因为李严能出众，非庸懦颟顸之辈，所以诸葛亮一开始也是很器重李严的。这里首先有必要分析一下刘备为何当年要将李严留镇永安。李严是一个有着不错军事才干的人。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马秦、高胜发动武装起义，聚众数万，一直打到资中县。当时刘备正在汉中激战，国中兵力相当紧张，李严不曾向中央要过一兵一卒，只用自己本部五千兵马就平定了这场叛乱。“枝党星散，悉复民籍”，后来又击败了围新道县的南夷军，展示了其出众的军事才能。为此刘备加李严为辅汉将军，并“与诸葛亮并受遗昭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让李严留镇永安，正是想将李严的军事才能用到防守东吴这方面上去。诸葛亮也称李严为“部分如流，趋舍罔滞”。但是彝陵之战后，由于诸葛亮对战略方针进行了修改，放弃了荆州，联合孙吴。随着蜀吴两国的关系日益好转，李严在永安的作用与意义也就日益减轻。因此诸葛亮将李严“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皆统属严”。李严因此感到了不满，觉得是看轻了他自己。因此诸葛亮屯兵汉中，“欲得平（李严）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反而要求划分出五郡做“巴州刺史”，换句话说，就是制造另一个中央，过一把“土皇帝”的瘾。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曹魏三路进攻汉川，诸葛亮命李严率二万人赴汉中。而李严却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要求像司马懿一样“开府辟召”。诸葛亮并不是不知道李严的为人。在陈震出使东吴的时候，陈震就对诸葛亮说李严“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但诸葛亮出于大局着想，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见《陈震传》）。所以他虽未答应李严的主张，仍表奏李严之子李丰督江州，“隆崇其遇”。以致于群臣对诸葛亮的做法都有些不满，认为诸葛亮有些循私舞弊。而诸葛亮却认为，正当北伐大计，责李严之短，倒不如褒奖他，让李严能够知恩图报。然而诸葛亮做梦也没有想到李严竟然会腐败蜕变到如此地步。他先曾秘密地写信给诸葛亮，让“亮受九锡，进爵为王”；再巧言伶塞，在后主与诸葛亮两边翻云覆雨，企图想逃过“运粮不继”的大过。可谓是罪大恶极，罪不容诛。然而诸葛亮考虑到李严为蜀汉政权也做过的许多贡献，只“废平（李严）为民，徙梓潼郡”。不可谓不是“法外开恩”了！（参阅《李严传》）且与诸葛亮一同上书要求弹劾李严的还有刘琰、魏延、袁琳、吴壹、高翔、吴班、杨仪、邓芝、刘巴、费文伟、许允、丁咸、刘敏、姜维、上官雕、胡济、阎晏、爨习、杜义、杜祺、盛勃、樊岐共计有22人之多！！（见《李严传》裴注引亮公文上尚书）。所谓“失道者寡助”，也由此看来，李严的罪行实已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了！

　　其六是廖立。廖立确是刘备一手提拔起来的重臣，而且诸葛亮也非常器重他。刘备入蜀后，孙权遣使与在荆州的诸葛亮通好，问起在刘备集团中哪些人有大才时，诸葛亮就说：“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见《廖立传》）。庞统号为“凤雏”，诸葛亮把廖立和庞统相提并论，可见他对廖立的重视程度。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权遣吕蒙偷袭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按理说，身为长沙太守的廖立，应该积极组织部队，据守城池。可廖立倒好，脚底抹油，先一个人逃回了西川。刘备以与廖立是故交的关系，没有对其深责，并令其为巴郡太守，希望他能好好治理。可廖立却是个恃才自傲之人，他不好好当他的父母官，“领巴郡则有暗昧阕茸其事”，又在军中满腹牢骚，到处讥讽同僚，又在别人的灵宫旁，拿刀杀人！？刘备过世后，后主刘禅普增众人的官号，廖立本以为以自己的才名，应该做到蜀汉政权继孔明之后的第二把交椅，止少也应该做到聊相一级，可不想只封自己为将军，其官位比之李严还要不如。自此之后，廖立更认为蜀国亏待了他，“自是之后，怏怏怀恨”。于是上至刘备、下到群臣，没有他不抨击的。他称刘备“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称关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称向朗为“凡俗之人”；称文恭“任治中而无纲纪”；称郭演长（即郭攸之）为“不足以大事”；王连只会随波俗流。总之一句话，就是蜀汉政权当中能人不多，但他们却又高官显爵，“老子之才天下第一”，却又始终郁郁不得志。诸葛亮立刻感到事情的严重性，非得严肃处理不可。因此他上表道：“长水校尉廖立，坐自贵大，臧否群士，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又言万人率者皆小子也；诽谤先帝，疵毁众臣。……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诸葛亮对廖立的弹劾有根有据，凿之有理。像这种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人，怎么能安心为蜀汉政权出力呢？更何况廖立身居高位，一般人又怎么能识别其话中的真伪呢？“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见《孙子兵法·谋攻篇》）。“才不能为我用”，只能给蜀汉政权带来无穷的祸患。像这种制造内部不团结、不安定因素的害群之马，诸葛亮废其为民，又有何过错呢？

　　其七是魏延。魏延死得冤枉么？以在下看来，魏延的死只是可惜，而决不冤！！后人认为魏延受到的冤枉，只是针对魏延头上的那顶“叛徒”的帽子。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而做为一个真正的军人，就应该至始至终把国家、人民、部队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应该斤斤计较于个人的荣辱得失。魏延在北伐时，应该说对诸葛亮下达的命令还是能尽心尽职地完成的。虽然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但他也能以服从命令为已任。应该说，在这点上，魏延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但在诸葛亮过世后，魏延还有此意识吗？魏延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如果仔细回味魏延所说的话，就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第一：魏延想要继续完成北伐的大业。“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第二：是想表现自己。“丞相虽亡，吾自见在”；第三：不服杨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魏延的上述三个想法，除了第一种还可以说是为国为民的味道，而后两种则是完全出自于个人目的了。且不论魏延是为公还是为私，违抗诸葛亮撤军的命令，其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违纪行为，是一种不顾全大局，损害蜀汉国家利益的行为。公然不服从命令，大搞个人意气之争，致国家与部队的安危于不顾。抢在撤退部队的前面，擅自破坏南归的栈道，企图搞“兵谏”。当时的蜀军处于进不可进、退无可退的险境，前有魏延率军拦截，后有司马懿带兵追赶，如果不是有姜维和杨仪的巧妙安排，“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和司马懿对张合之死还心存余悸，十万欲南归的蜀军完全有可能因为魏延与杨仪的意气之争，而全军覆没。以致于王平上前质问魏延，连魏延的部下也知道曲在已方，纷纷离魏延而去，魏延顿成一“孤家寡人”。《太平御史》卷296《兵部二十七·法令》引《武侯兵法》上载道：“军有七禁，一曰轻，二曰慢、三曰盗、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乱、七曰误，此治军之禁也。”。其中“若期会不至，闻鼓不行，乘宽自留，此谓轻军，有此者斩之。”；“受令不传，传之不审，以惑军士，此谓慢军，有此者斩之。”；“主者吏士，法令不从，此谓欺军，有此者斩之。”；“出军行将，士卒事争，纷纷扰扰，咽塞道路，后不得前，失行乱次，长将不理，此谓乱军，有此者斩之。”像这样轻军、慢军、欺军、乱军之将，斩之又有何不当？像这样为了争权夺势，致国家利益与部队安危于不顾的人，还能算是真正的军人么？又有谁为林彪喊过冤的？？

　　这里还有必要把诸葛亮死前的安排做一下说明。“（建兴十二年）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 、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亮适卒，秘不发丧，仪令往揣延意指。”在下认为这样安排并无不当。首先当时蜀军阵营之中，只有魏延、姜维两人较有军事才干。而魏延无论是从资历还是打仗经验上，都要比姜维高出不少。因此由“延断后，姜维次之”。能担当起撤军之中的断后将，其实力与才能实不容小觑，非智勇齐备者不能当之。蜀军一出祁山失利，后“街亭军退，兵将不复相录”，然赵山赵云“身自断后，军资什物，略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街亭战败，王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魏将张合疑其伏兵，不往逼也。”（见《王平传》）。而杨仪则“常规画分部”，诸葛亮常把“军戎节度，取办于仪”。也就是说杨仪在组织管理部队方面，是很有独到之处的。令“勇猛过人”兼富有战斗经验的魏延负责断后，让善于“规画分部”的杨仪率领蜀军慢慢后撤，诸葛亮如此之安排，难道不是对魏、杨的人尽其用么？且亮曾密表后主曰：“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见蒋琬传）；“亮平生密指，意在蒋琬”（见《杨仪传》）；“诸葛亮于武功病笃，后主遣福（李福）省侍，遂以谘以国家大计。亮语福曰：‘君所问者，公琰（蒋琬）其宜也。’福谢：‘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复问其次，亮不答。”（见《杨戏传》裴注引《益州耆旧杂记》）。又何之谓“将后事反托付身为机要秘书（长史）的杨仪”与“明显的以仪为继承人”？？魏延、杨仪虽说素来不睦，“有如水火”，然”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见《费祎传》）。虽是费匡救之力，而费亦为孔明所提拔赏识。亮之知人用人，莫非真无其功焉？这里还要说一下诸葛亮当时为什么不把魏延一起叫来开会。在下认为诸葛亮之所以不让魏延出席会议，恰恰是为了避免在内部再发生激烈冲突。诸葛亮是非常清楚魏延的为人的，也知道魏延本人对北伐有他自己的想法。我想“新丧主帅，于战不利”这样浅显的常识大家也应该知道。而魏延的主张就是继续进兵。如果把魏延叫来，以魏延与杨仪“势如水火”的关系，谁又能保证他们两个不在诸葛亮的病塌前，又大起冲突呢？毕竟诸葛亮已经再也没有多余的时间与精力去调解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了。而且诸葛亮对于魏延的撤军态度是做了两手准备的。好的一面是魏延能服从命令，为蜀军做断后工作；坏的一面就是魏延如果抗令不遵，就由姜维断后，蜀军自行撤退。如果能仔细回味一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句话，就会发现所谓的“军便自发”，是让杨仪即使在魏延不服从命令的情况下，也不要和魏延多做计较。把蜀军安危不恙地撤回汉中，才是杨仪当时的首要职责。无奈魏延不识大体，不顾大局；而杨仪又公报私仇，最终导致了“南谷口火并”这一事件的发生。

　　最后还有马谡。在先生所举出的几位人才中，只有马谡这一个观点，在下是同意先生见解的，但还存在一些分岐。对于如何运用马谡的问题上，诸葛亮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失误。不过在下以为，于其说“诸葛亮和马谡情同父子，故‘违众拔谡’，欲使其立功”，倒不如说诸葛亮是想培养锻炼马谡。马谡确实是个人才，他“才器过人，好论军计”，在军事理论上很有一套。诸葛亮南征时，马谡曾向诸葛亮进言“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的策略。马谡提出的这套建议，应该说是对南中问题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和有着相当长远的战略眼光的，而且和诸葛亮“隆中对”里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少数民族治理策略是完全吻和的。为此，马谡很受诸葛亮的赏识。诸葛亮和马谡一起讨论军国大事，常常要“自昼达夜”。马谡的缺陷就在于没有实战经验，但又有哪个人的实战经验，不是靠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呢？马谡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军事理论悟性与天赋。如果诸葛亮能假以时日，慢慢栽培马谡，马谡定当成为蜀汉政权的又一栋梁之才！诸葛亮在街亭违众拔马谡的问题上，是过于激进了点，思想是过于“左”了点。毕竟这是马谡的生平第一仗，让一个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的人，去镇守这样一个地方。这确实是诸葛亮的失误。诸葛亮在这一点上，实在是难辞其咎的。

　　（这里再容在下对以前孟德兄回在下的《马谡篇》里用到的观点，做一个回答）

　　孟德兄当时在我的回文中，讲到如果诸葛亮要想培养马谡，为何不在南征时培养他呢？不瞒大家说，在下当时还真被孟德兄一下子给问懵了。不过在这里，对孟德兄做一个回答。《马谡传》里这样记载：“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先主临终，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再结合裴注引《襄阳记》的记载：“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诸葛亮对于马谡的才干是相当赏识的，但刘备在临终时却对诸葛亮说马谡不可大用。因此诸葛亮虽然认为刘备对马谡的评价是低了点，但也只让马谡当了个参军，而参军之职，用我们后人的看光来看，无疑是最能发挥马谡才能的地方。所以说，不能认为诸葛亮对于刘备的话，完全没有听进去。他虽然经常和马谡“每见引论，自昼达夜”，但马谡当时应该对自己的才能是有所保留的。对此，诸葛亮也是有所察觉的。诸葛亮认为马谡其才，尚未被完全挖掘出来。所以诸葛亮才会在南征时，对马谡说“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从这个“虽共谋”与“今可更”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以上这个观点。当听到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战略策略后，诸葛亮对马谡才完全放心。也更坚定了要重点培养马谡的想法。诸葛亮“纳其策”，然后在选谁为镇守街亭之将时，又违众意，提拔了马谡。无奈……

　　最后再对于诸葛亮重用荆楚人士的问题上做一说明。

　　第一，荆州与益州两地的文化水平优劣差异。

　　先说荆州。首先，荆州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其南北东西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荆州大部分地区位于今湖北、湖南地区，位于我国地势的第三阶梯。地势比较平和，水流也不如其上游那样湍急。“隆中对”里这样说道：“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其陆路由襄阳向北，经新野、南阳可出宛、洛；往南经江陵、长沙可至交州；向东则可乘长江顺流而下，直到扬州；向西则可通过沔水（即汉水），从东三郡（西城、房陵、上庸）西入汉中。其次，这里又有富饶的土地。《汉书。地理志》上记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蠃蛤，食物常足。故众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水经注》上记载道：“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荆州刺史治。邑居隐（殷）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再次，这里还有比较安宁、平和的生活环境。这里既未受中原大混战的太大影响，当时的荆州牧刘表，又做出一系列稳定荆州局势的举措，如收降张绣、消灭宗贼、抚和当地较有权势的地主等。经过几年时间，荆州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较于其他各州来得安定、富庶。《后汉书·刘表外》上记载道：“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受到当时北方各路诸侯的大混战及以上这三方面影响，当时来荆州避祸之人数相当多。卫觊曾书于荀文若道：“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见《卫觊传》）。除了大批避难的流民外，其中不乏许多智谋人士。“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见《后汉书·刘表外》）；“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见《王粲传》）。刘表又“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因此荆州的人才很多。除了在蜀汉政权中一些为大家所熟知以人物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司马芝、崔州平、徐庶、石广元、孟建、王粲、司马徽、庞德公、邯郸淳、和洽、杜袭、赵俨、赵戬、尹默、杜畿。也由此看来，荆州的文化教育水平是比较高的。

　　再来看看益州。益州同样也有着富饶的土地，与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但却有着一个极不利于人才成长和文化发展的致命因素，那就是对外联系的问题。翻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益州基本处于我国地势的第二阶梯，治今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益州北面横亘着秦岭、大巴山；其东面是湘鄂山区；南面则有广阔而高低起伏的云贵高原。是个名副其实的四塞之地。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一方面肯定了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但也同时指出“益州险塞”。《通典·州郡典》中对于益州有这样的描述：“益州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而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更是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益州之险。我想大家不能否定交通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吧？受交通的问题影响，益州的文化水平与之当时其他地区来说，应该是要差了不少。《汉书·地理志》上就记载道：“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益州与外界的联系，无外乎通过两条途径。一种即为汉中与关中的通道；另一种则为顺长江而下与荆州的联系。本来随着刘焉父子的相继到来，南阳、三辅地区流入益州也有数万家之众。然而在刘璋继位之后，由于和张鲁结仇，汉中的通道就此关闭；而另一条则受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影响，从四川盆地，到江汉平原，两地海拨相差要有一千多米。海拨相差大，就意味着长江的水流落差很大，如果从下游的荆州要向上游的益州前进，对当时那还不很发达，全靠人力的航运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史书上记载：“夏水涨没数十丈，其状如马，舟人不敢进。”当时人们把从荆州到益州，这种逆水向上视为畏途。这样从客观上，阻断了不少人才由荆州向益州谋求发展的道路。

　　两相比较，当时的益州，在文化水平上相较于同时期的荆州，应该是远远的落后了。虽然自古以来，益州中也出现过诸如司马相如、扬雄这样的俊才，而三国时期不乏如法正、黄权、张松这样的天下奇才，但和荆州拥有如此众多的人才相比，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明显还是处于下风。而且他们在诸葛亮执政前，基本上都已亡故的亡故，降敌的降敌，真正留在蜀国中，可供诸葛亮选 拔，为蜀汉政权服务的却所存无几了。这也就等于无形中，迫使诸葛亮不得不从荆楚人士中，选拔贤才。而且诸葛亮曾长期生活在荆州与治理过荆州，他对荆州人才的熟悉程度要远远高于益州人才，这本身也是一种成功的用人方法。时值今日，这样的选人方法也为我们所认同。看看我们对重点中学与名牌大学的趋之若鹜，再看看用人单位对名院高校毕业生的青睐有加。我们不可能要求用人者对于每一个人才都能一视同仁，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诸葛亮的用人之法而大加指责呢？

　　第二：诸葛亮对于益州人士的使用与安排上，一贯是比较重视的。

　　蜀国既在益州建国，就必须对于益州当地人才做出比较好的安排。在蜀汉政权建立初期，刘备就非常注意打拢当地人才。如果“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漾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功。”（见《先主传》）。这样做既可以充分发挥各人才的能力，又缓和了主与客之间的内部矛盾。在诸葛亮执政时期，继续贯彻好刘备的用人主张。《杜微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杜微）为主簿。”刘备定蜀后，杜微自称已为耳聋，团门不出。但诸葛亮也行“三顾”之礼，好不容易才请出杜微出仕，并拜其为谏议大夫。再如《杨洪传》里记载道：“始洪（杨洪）为李严功曹，严未至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诋，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犍为人杨洪当时只是犍为郡太守李严手下的一个功曹，但由于杨洪的出色才干，地位得以迅速上升。当杨洪做到蜀郡太守时，而李严仍为犍为太守。与当时的顶头上司平起平坐了。再如何诋，原为杨洪手下的一个小典狱官。因为他才干出众，亦得到诸葛亮的迅速提拔。先后做到成都县令、郫县县令。后来，汶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发生了不稳定的情况，诸葛亮又提拔何诋为汶山太守，汶山地区在何诋的治理下，很快就“民夷服信”。又先后派何诋出任广汉太守和犍为太守。杨洪因此开玩笑道：“你的马怎么跑得这么快？”何诋答道：“我是先生的故吏，怎么敢跑得比先生快呢。只是先生的快马没有加鞭罢了。”所以当时众人皆对诸葛亮的“尽时人之器用”而感到佩服。

　　像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蜀郡人张裔，原做为战俘被送至孙权处。诸葛亮令邓芝与孙权处将其带回，并委以重任。“以为参军，署府事，又领益州治中从事。领丞相府长吏。后加为辅汉将军，领长史如故。”（见《张裔传》）。诸葛亮一出祁山时，张裔与郭攸之、董允等人被诸葛亮委以“斟酌损益、进尽忠言”的重任。巴西人王平，他原来只是魏军的一个下级官员。在汉中之战投降刘备之后，任牙门将。在街亭战败的败局已定时，王平命令其部下“鸣鼓自持”，魏军大将张合疑其有伏兵，不敢追赶。于是王平得以从容地收合诸营将士撤回。诸葛亮见其有真才实学，对王平特地予以褒奖：“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见《王平传》）这里的“五部”，即指由蜀中少数民族所组成一种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巴西人马忠。原来也只是丞相府的一个门下督。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封马忠为翔柯太守。马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建兴八年，“召为丞相参军，副长史蒋琬署留府事。又领治中从事”。后来马忠平定南夷豪帅刘胄有功，加为”监军、奋威将军、封博阳亭侯。”（见《马忠传》）。犍为人张翼，先后做过梓潼太守、广汉太守、蜀郡太守。建兴九年，又为来降都督、绥南中郎将。为人尽忠职守，诸葛亮对此非常满意。诸葛亮出武功时，“以张翼为前军都督，领扶风太守”（见《张翼传》）。建宁人李恢，在诸葛亮南征时，“军功居多”，被封为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后又领建宁太守。永昌人吕凯，巴郡人张疑，也属于此类。他们都坐到了蜀汉政权的重要职位，只是相对比起丞相、大将军来要稍低一些。此外还包括南中少数民族的一些首领，诸葛亮也加以任命为官。如孟获官至御史中丞，爨习官至参军、孟琰官至辅汉将军。在诸葛亮执政期间，益州本地人士与荆楚外来客居人士之间的关系，也远较于刘焉、刘璋时期的东州人与益州人间的关系要好得多。“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见《刘璋传》裴注引《英雄记》）。终蜀国之结束，益州人与荆楚人之间的矛盾（这里不包括同为荆楚人士的魏延与杨仪之争），相较于同时期的曹魏与东吴国内的内部斗争之激烈，也要缓和得多。蜀汉以益州一地，而能与强敌曹魏相抗衡，这与刘备、诸葛亮在处理益州人与荆楚人之间关系上所做出的重大努力，是不无关系的。

　　第三，以刘备、诸葛亮为首的蜀汉政权，就必须以其自己政党为主要执政党。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值得做重点讨论。试问有哪朝哪代，其执政党的地位不与其执政者本身有关？别的不说，就拿我们中国共产党所处的领导地位来说吧。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政党。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可又有哪些人，对此持有异议？（当然这其中不包括一些敌对分子）由哪位政党人士执政，必然会使其所在的政党在其国家中，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专制政体下，尤为如此。用我们后人的眼光来看，也许会得到诸如“厚此薄彼”之类的观点，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行为是无可厚非的。再者言，重用荆楚集团，本不是诸葛亮的首创。在《华阳国志·李寿志》就记载道：“豫州入蜀，荆楚人贵。”再拿同时期的曹操与孙权相比，曹操的“唯才是举”是非常有特色的。但曹操在位期间，国家的军事大权始终牢牢得控制在曹氏亲族的手里。非曹氏亲族能得以成为军事大员，是到曹丕执政时期才开始的。东吴方面情况也差不多。孙吴实行“授兵制”。东吴诸将，一般不过数百，最多不过二千。而宗室将领授兵一般又要多于外姓将，最多可至三千。东吴方面一般只在临阵却敌时，才委任大督，令其他诸将听其节制。

　　这里再谈谈为什么益州人不适合执掌蜀国大权。除了上面讲到的几点外，还与刘璋在位期间，对于益州治理不善有关。“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见《诸葛亮传》裴注引郭冲五事）。由于益州当地的风气不好，也养成了许多当地人士在品行上的不检点。如法正的“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李严的“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立求名，无忧国之事”；彭羕的“姿性骄傲，多所轻忽、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而诸葛亮的用人，主张德才并举，并始终是以蜀汉政权为出发点的。因此诸葛亮虽然对于益州当地人士加以选用，但对他本人的继承者却始终是从外来人员中培养选拔。此为其一。其二是因为益州人在本地总是容易养成自己的地方势力，容易形成自己的党派。这样也容易引起益州党派与客居他州的蜀汉政权发生矛盾。因此，蒋琬、费文伟、姜维能得以执政，除了他们本身有才干，品行优良以外，还在于他们是外来人，在益州没有什么太大的地方势力有关。再反观同时期的曹魏与东吴两国，在这方面就显然做得不够出色。魏文帝曹丕“以尚书令颖乡侯陈群为镇军大将军，随车驾，录行尚书事；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见《文帝纪》裴注引《魏略》）也从此打破了已住非曹氏亲族不能充当军事大员的惯例。而后魏明帝曹睿更是将军事统兵大权，交由了司马懿。司马懿在南擒孟达、西拒诸葛亮、东讨公孙渊之后，已经拥有了很大的威望。而曹丕、曹睿召司马懿辅其嗣主，等于客观上给司马懿以后代魏打下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基础。而东吴孙权称帝后期，孙权与东吴重臣陆逊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最后基于陆逊是“世江东大族”，以及为身后之计，恐嗣主驾驭不了陆逊等因素考虑，有计划地剪除陆逊亲党，如相继流放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诛死“数与逊交书”的吾粲，最后再“累遣中使责让逊”，以至于“逊愤恚致卒”，逼死了陆逊。（见《陆逊传》）。而诸葛亮却未雨绸缪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做出相应的对策，从而避免了蜀国后期内部争权的斗争。这又不得不归功于诸葛亮本人的正确决策。

　　综上所述，对于荆楚人与益州人的安排，无论是从政治斗争需要以及选才任用上来看，诸葛亮的作法都是非常英明与必须的。而诸葛亮在如何运用益州当地人才上，也做出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因此，过份强调诸葛亮重用荆楚人士，这种说法本身就存在着片面、武断与不合理性！

　　最后还要说上几句。在下认为所谓党争，其实与所谓的竞争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只是竞争的双方改成了政党。而对于竞争来说，优胜劣汰就是其一贯宗旨。竞争固然会筛汰一部分人、事物，但也有利于更优秀的人、事物的脱影而出。比起原来暮气沉沉的计划经济，再看看如今朝气蓬勃的市场经济， 这就是所谓的“竞争”，给我们带来的新野“空气”与“血液”。也由此看来，竞争所能带给我们有利之处，原比我们所失去的要多得多。不敢想像，如果没有先生所说到的“党争”，蜀汉政权是否又会回到原来“刘璋暗弱”时的景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