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军长胜殿：

　　您好！在下做为一个晚辈，对于先生有如此渊博的知识和过人的写作文笔。无不深感钦佩。然而对于先生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一文中认为“诸葛亮既非大政治家，也非大军事家，其治国、用兵之才能和成绩，都甚为平庸。”却实在不敢苟同。就写下此文，聊以能与先生共勉。

　　首先，晚生有一个最大的困惑，急待先生解答。就是先生言到“历史是公正的，史学却未必公正，文学艺术更是难以脱离创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其主观思想意识。”。诚然，史学有他为政治服务的一面，然而史学又有他客观公正的一面，而且我们现在又是通过什么来研究了解历史的呢？是通过先人留下的史料，还是依照后人的所谓主观推断？就连先生自己也是摘经引据个不亦乐乎。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先生所引用的这些史料也未必公正客观呢？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请看下文。

　　第一：先生所言：“诸葛亮为大政治家，证据不足，难以服人”。这里就来分析一下诸葛亮的治国。

　　对于诸葛亮的治国才能，历史上早有公论，我也不想再举什么太多的例子。以下是仅对先生在文中所例举的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先生在文中讲到“章武二年，刘备于猇亭大为陆逊所破，荆襄未复而巴蜀强兵良将尽失。次年备殁，亮主国政，行休兵息民之策不过二岁，即南渡泸水，其后又二岁，开始北伐。自建兴六年至十二年，与魏六次交锋，身死乃止。所谓“闭境劝农”，究竟能有几日？２６３年蜀亡时，有“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也即每七户蜀民就要负担三名士兵和一名官吏，而当时吴的人口三倍于蜀，却只有“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亮之息民，未知息在何处？”这里先生显然存在着三个意识上的误区：就是诸葛亮的“闭境劝农”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能不能把一个人死后30年之后的政治情况硬加到他本人的头上？还有就是能否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官吏数、士兵数，做为评判该国家或地区“息民”与否的唯一依据？

　　先说第一点。诸葛亮的“闭境劝农”，究竟是单纯意义上的保国安境还是另有企图？以诸葛亮在其《出师表》上的“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素志，他难道是仅为了“闭境劝农”，而闭境劝农吗？还不是为了稳定后方，增强国力，为今后的北伐事业打下更坚实的经济物资基础吗？“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是不我待，机不再来，此时不伐，更待何时？

　　再说第二点。诸葛亮逝世于公元234年，而蜀国亡于公元262年。也就是说在“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这种现象，是在诸葛亮逝世后整整29年之后才有的。这种现象与诸葛亮本人有着必然的联系吗？蒋琬、费文伟、姜维是继诸葛亮之后的三位蜀国的主要执政者。蒋琬亡于公元246年，费文伟亡于公元253年。姜维虽仍健在，但他主要执掌蜀国的军政大权，而从公元253年费文伟亡后，蜀国的内政大权基本就由庸主刘禅和奸臣黄皓所把持。“景耀元年（256年），姜维还成都。……宦人黄皓始专政。”（见《后主传》）。要把诸葛亮亡后的29年时间里的政治措施，硬加到诸葛亮的身上。这种说法合适吗？

　　再说第三点。不错，“以蜀国男女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的现象来说，蜀国在“精兵简政”这方面做得确实不够理想。然而这就能说明蜀国未能“息民”吗？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息民与否最根本的标准，应是该地区的阶级矛盾是否尖锐、社会冲突是否激烈来依据。据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朱大渭先生，在其著有的《中国农民战争史。魏晋南北朝卷》一书中记载：“刘备建安十九年（214年）进占益州，从建安二十年（215年）到蜀汉亡共49的时间里，魏国在此期间共爆发了12次农民起义，吴国爆发了23次农民起义，而蜀汉仅发生了2次。”我并没有去刻意考证其中记载次数的真实与否，但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的身份，我想由他嘴里说出的话，多少还是可信的。而且从《三国志》中，也可以发现不少例证。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自己承认：“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其忧之。”（见《武帝纪》裴注引《魏书》）也就在这一年十月，“南阳间苦繇役，音（侯音）于是执太过（东里衮），与吏民共反。”（见《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曹丕在位期间，延康元年（220年），“酒泉黄华、张掖张进等各执太守以叛”；黄初三年（222年），“冀州大蝗，民饥”，由于农民起义屡起，曹丕不得不于黄初五年（224年），令“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其余皆勿听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又黄初六年（225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杀太守徐质”（见《文帝纪》）。当时的情况，用曹丕本人的话说，就是“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无所措其手足”（见《文帝纪》裴注引《魏书》），可见阶级矛盾已日益尖锐。曹睿在位期间，太和元年（227年），“西平麴英反，杀临羌令、西都长”；青龙三年（235年），“帝（曹睿）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见《明帝纪》裴注引《魏略》）；“百姓失农时、民不堪役”；青龙四年（236年），又由于“法令滋章，犯者弥多，刑罚愈众，而奸不可止”的原因（见《明帝纪》），曹睿再次重申谋反“罪在不赦”，可见当时魏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曹操、曹丕、曹睿三人在位期间，还是魏国政治上升时期，但由于魏国所采用的一系列弊政，到了曹睿当政时，就出现了“民稀耕少，浮食者多”，“民穷于役，农业有废，百姓嚣然”的现象（见《和洽传》）

　　再看东吴这方面。
　　孙权也是三国时期的一位大有所为的政治家。他20岁接任东吴之主，并笼络团结了一大批从北方南下的文武之才和南方土著人才，对外抗曹联刘、对内经营江东，开发江南，使东吴政治、经济、军事都有很大的发展，成为与魏蜀鼎立的三国之一。然而在孙权统治的后半期，由于孙权不惜民力，东吴百姓“征役繁数，重以疫疠，民户损耗”。就在孙权称帝之初，骆统就曾指出：“今强敌未殄，海内未义，三军有无已这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征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当时的情况是：“百姓虚竭，嗷然悉扰，悉扰则不营业，不工农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故口腹急，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见《骆统传》）。而且孙权的儿子孙登临死时向孙权上疏道：“窃闻郡县颇有荒残，民物凋弊，奸乱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博采众议，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见《孙登传》）。孙权本人对此也承认道：“兵久不辍，民困于役，岁或不登”；“倾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以致民困。”（见《吴主传》）。这种情况，势必导致百姓起来反抗。黄武四年（225年），“鄱阳贼彭绮自称将军，攻没诸县，众数万人。”；嘉禾三年（234年），“庐陵贼李桓、罗厉等为乱。”；嘉禾五年（236年），“鄱阳贼彭旦等为乱。”；赤乌二年（239年），“秘（蒋秘）所领都督廖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自称平南将军，与弟潜共攻零陵、桂阳、及摇动交州、苍梧、郁林诸郡，众数万人。”（见《吴主传》）；赤乌六年（243年），“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祗（周祗），攻没诸县，豫章、庐陵宿恶民并应遽为寇。”（见《陆逊传》）。这也就说明，在孙权统治晚期，东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日益激化。在孙权死后，东吴的国内政治更加腐败。孙峻辅政期内，孙峻本人史称“素无重名，骄矜险害，多所刑杀，百姓嚣然。又奸乱宫人，与公主鲁班私通。”（见《孙峻传》）。在孙峻死后，吴主孙休又不能容忍孙琳的“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见《孙琳传》）的重权集于一身，又借机将其杀死。孙亮在位期内，五凤二年（255年）秋七月，阳羡离墨山大石自立……十二月，民饥，军士怨畔。“；太平二年（257年）八月，”会稽南部反，杀都尉。鄱阳、新都民为乱。“（见《孙亮传》）。孙休在位期内，永安六年（264年）五月，”交止郡吏吕兴等反，杀太守孙胥。“；永安七年（265年）七月，”豫章民张节等为乱，众万余人。“（见《孙休传》）。到了孙皓时期，吴民更是饱受其之虐害，“好兴功役，众所患苦。是以上下离心，莫为皓尽力”。陈寿在写孙皓时说道：“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在评孙皓时，更写道：“况皓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宜腰首分离，以谢百姓！”（见《孙皓传》）。羊祜向晋主司马炎上疏伐吴时，也曾讲到：“孙皓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见《资治通鉴·晋书·咸宁二年》）。

　　再反观蜀国。除了在《李严传》和《张疑传》中见到有两次记载农民起义之外，其他地方并不能找到有关农民起义的记载（也可能是我没找仔细，如大家有所发现的话，请对我加以指正）。以一国农民起义的规模与次数，就可以直接反映出该国阶级斗争的激烈或缓和。而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势，又取决于该国政治的清明或腐败，执政者所采用的政治策略、方法，以及农民受到压迫剥削的程度。这也是由历代封建统治的无数事例所反复证明的真理。

　　不见高山，不显平地。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有所鉴别。以与本国国力不相衬的官吏数与士兵数，而蜀国仍能保持政局的安定，而相较于同时期的魏国、吴国的政局不稳。这难道不正能说明蜀国政治水平，要远较于同时期的魏、吴来得优秀么？

　　再说先生所举的第二个例子。先生所言“募兵出征，以无人逃窜为奇功而值得史家大书一笔，则未知其它各郡调发的兵役，逃亡者共有多少？”。先生以此为由，似乎意欲说明蜀民对于服兵役的反感情绪，力图反映蜀国的政治情况。可这样的理由站得住脚么？还是用比较法加以证明。

　　《袁涣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屯田制”的实行，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较好地解决了当时魏军的军粮供应，还可使原来许多不生产者如流民、降卒，转化为生产者，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可以说是一件利国、利军、利民的大好事。然而又何以会出现“多逃亡”这一怪现象呢？现在把耕地、耕牛、农具交给农民的手中，让他们去生产劳动，农民尚要拒从，更何况打仗是要流血、要死人的呢？再有，在《赵俨传》中又有这样的记载：“时被书差千二百兵往助汉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与室家别，皆有忧色。署发后一日，俨虑其有变，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劳，又深戒署。……署军复前四十里，兵果叛乱，未知署吉凶。而俨自随步骑百五十人，皆与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问，各惊，被甲持兵，不复自安。……前到诸营，各如料简诸奸结叛者八百余人，散在原野，……太祖遣将军刘柱将二千人，当须到乃发遣，而事露，诸营大骇，不可安喻”。送兵前行仅一千二百人，就有八百余人做逃兵，不能向前。再将兵二千人，消息传出后，又“诸营大骇，不可安喻”。两相比较，“吕义募兵五千，无逃窜者”为什么就不值得史家大书一笔？也由此可见，即使同样是征兵打仗，蜀民服兵役情况又远较于魏国来得积极。这不又能证明诸葛亮“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么？至于先生所说的“郭冲言‘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用诸葛亮本人的话就能很好地回答。“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瓷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见《诸葛亮传》裴注引《蜀记》）。刘璋是怎么暗弱的，诸葛亮当然很清楚。前车之鉴就摆在面前，如不威之以法，难道还让新生的蜀汉政权，再重蹈刘璋的覆折不成？

　　最后是李邈的问题。李邈其人之人品究竟如何，我不敢下定论。然古往今来，以一言之失、一已私怨，而反目成仇者比比皆是。远者，春秋时期鲁国元帅马夫羊斟为了一碗羊肉，而出卖其主人华无。近者，蜀国内部之人亦有此类多矣。魏延，“亮制而不许，叹恨已才用之不尽”；杨仪，“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彭漾，“先帝加察彭行事，意以稍疏，彭私情不悦，谓之先帝‘老革荒悖’、谓马超言‘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廖立，“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坐自贵大，臧否群士，诽谤先帝，疵毁众臣。”先生又何以能断定李邈就非此类人乎？

　　让我们再来看看史学家是怎么评论诸葛亮的治国的。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上陈寿是这样写的：“诸葛亮为相国，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缍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还有：“……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之注引的《汉晋春秋》上记载：“樊建为给事中，晋武帝问诸葛亮之治国，建对曰：‘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再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之注引的《袁子》上记载：“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矣。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

　　陈寿当时既在晋朝为官，以他在《诸葛亮传》里讲到的“伏惟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帮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谨录写上诣著作。臣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的处境，既不容许也无必要刻意去拔高诸葛亮。如何照某些人认为陈寿与诸葛亮有杀父之仇，那就更不应该这样写了。裴松之也是一个在史学上有卓越贡献的人。他见闻广博，方法精密，不但有史学，而且有史识。陈寿和裴松之著史应该还是比较严谨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其中完全没有溢美之辞，因为蜀国在三国之中，国域最小、人口又最少，经过连年的战争，由此而带来的兵役、运役、劳役、赋税的各方面负面影响，依然是非常严重的。因此我们不能说蜀国的百姓生活得同时期的魏国和吴国要好得多。但蜀国的百姓却又何以表现出如此惊人的承受力和忍耐力的呢？唯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蜀国的政治比较清明，以诸葛亮及其后继者为首，官吏们（当然不是全部）对减轻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而使国内阶级矛盾得到了缓和。只有政通才能人和。蜀国的政局安定团结，这不正能说明蜀国的执政者诸葛亮的治国水平么？

　　我再引用一段现代史学家对诸葛亮的评论之词。当代著名的史学范文澜先生曾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这样描述诸葛亮。他说：“诸葛亮在主观上的努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作到的较好的措施，他几乎都做。”还说：“诸葛亮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是最有条理的一国。”纵观中国历史，据我所知，没有哪位封建政治家受到过如此高的评价。由此也可以看出，先生所言的“诸葛亮为大政治家，证据不足，难以服人”，才是真正证据不足，难以服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