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三国时的孙吴是南渡豪族与地方大姓的联合政权，孙吴政权依靠江南大地主的支持得以割据偏安。孙氏依靠以“赐田复客”，“奉邑”，“世袭领兵”三项措施为典型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对江南地主割让土地与劳力从而换取政权的稳定，而这些措施对于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对此诸多专家学者论述甚详，在此俺只想提出一些俺在读史过程中发现的一系列疑点，当然是非主流，希望诸位不吝指正。

一 赐田复客

　　赐田复客是孙氏政权将自己掌握的一部分劳动力及其土地赐给臣子，并免除其对国家的负担，完全成为主家私属的一种制度（“复”意即为免），这在《三国志 吴书 陈表传》有明确描述（“今除国贼，报父之仇，以人为本。空枉此劲锐以为僮仆，非表志也”）同时复客为世袭。通常认为，吴*这种国家国家承认地主拥有对劳力的人身占有权的XX制度促进了江南大地主经济与农民农奴化的发展。

　　而俺最近在读书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疑问。通常，在论述到吴…复客制度的时候，有一段资料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三国志·吴X书·周瑜传》中的“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一般可以从这条材料推出如下结论：1、国家承认周、程两家拥有私属劳力；2、世袭；3、由于这两家的特殊地位，赋予他们招纳超过规定数量的田客数目的特权。从而推出了吴X政权普遍存在着复客制度的结论。

　　可是最近，俺在读书过程中发现，史书中明确提到孙吴政权中拥有复客的家族只有九家，分别为周瑜、鲁肃、蒋钦、程普、潘璋、陈表、诸葛恪、滕胤、吕据（详见各人本传）。仔细分析这些人的身份可以发现：周瑜、程普、鲁肃、蒋钦、吕蒙，以及陈武子表，都属于北方南渡人物；同时或为运筹帷幄的策士，或为转战南北的走狗，或为护主杀身的死士，或为善于吹箫的BL佳公子，总之都具有比较特殊的身份功劳（详见本传）。而至于诸葛恪、吕据、滕胤三家的复客，俺的理解是蒙冤者平反后对其家属的经济补偿，同样不能作为孙吴政权普遍授予复客的证据。

　　由此俺得出的结论是，孙吴政权的复客是对流寓江东的北方士人中具有特殊身份，地位或者为孙吴政权的建立作出过特殊贡献者的“经济补贴”，目前为止如果说孙吴政权将复客制作为一种固定制度并且在江东大族中广泛推广，俺觉得稍嫌证据不足。同时，从“其有人客，皆不得问”这一命令还可以推测出，对私自藏匿流亡人口的大族，官府有司事实上有“问”的权力，但是由于地方势力的强大，这个制度的实际执行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二 从“食奉邑”到士兵的彻底私有化

　　奉邑是孙吴政权伴随政府所授士兵而划定的军赋食邑。所有权归属国家，将领收取租税养活国家所分配的士兵，不私有，随着士兵的指挥权而转移。江东立国早期，战争相对频繁，因此集中比较精锐的士兵于名将麾下，同时保证相对稳定的经济供给，对提高军队战斗力是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孙吴政权能享受此待遇的只有宗室或者重臣名将，例如宗室孙皎孙韶以及悍将周泰，当然，最典型的例子还是孙氏政权最精锐的部队随着掌权者的更替同奉邑一起在周、鲁、吕三人间的转手。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在孙权之后的时期，史书中再也没有奉邑收受转手的记载，《三国会要》中关于“吴X中郎将，将军……每有奉邑”的结论殊乏证据，不足为信。因此俺同样认为，奉邑制在孙吴政权早期虽然是一项作用和意义非常明显的措施，但是由此而说孙氏政权将其作为普遍推广长期实施的制度是不确切的。

　　奉邑制度的废止，俺觉得是与世袭领兵制度的正式确立与士兵私属化的进程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孙策渡江后，在建安三年给周鱼授兵二千，并且颁布了隆重的嘉奖令，而事实上周鱼领部曲随孙策征战至“数万人”而且在江东大致平定后，周鱼本身拥有的部曲肯定在两千人以上。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授兵二千”事实上是以法令形式规定了周鱼拥有部曲的上限，言下之意就是多余部曲随时可以调出。于此类似，孙权也曾经有过检阅诸将所统部曲，以整编合并部队，加强战斗力的举动。同时周鱼死后，其所属四千精锐被调拨至鲁肃手下，儿子则被另行授予千余老弱残兵，这些都说明，无论在制度上或者实际控制力上，前期的孙氏政权是完全拥有对部曲的控制权。而对于一般将领的部曲采取父死子继的制度，只不过是一种相对普遍化的恩遇而已，恰恰说明了吴X政权前期对部曲的严格控制。

　　可是随着江东政权的安定与成分复杂化，这种平衡被打破，主要是大量江南本土地主的参与政权使得部曲的成分复杂化，由原来单纯的招募-封授而增加了征讨山越获得，宗兵部党加入两种情况，而大量宗兵部党的加入使得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有江东地主的宗兵部党，于主将有着极强的人身依附性，属于国家无法轻易剥夺的私属。而孙氏政权为了立足，不得不寻求他们的支持，从而必须从制度上承认他们对私属的控制，因此吴X政权采取了增设大量武官的措施，江南大族成员，即使是文官也多加骑都尉等头衔领兵，事实上国家不可能再向其分配部曲，只是承认了原有私属的合法化而已。此时的江南地主，自然象从前一样驱使手下徒附进行各种形式的生产劳动借以获利，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拥有在理论上对对国家分配的部曲有同等权利的新贵族们自然纷纷仿效，从而形成了大量事实上的的屯田区，这种名为士兵，实为农奴的队伍逐渐扩大，到吴X政权灭亡的时候，已经扩大到二十三万户，约占全国人口统计数字的1/3。由此看来，国家损失了大量的劳动力，此时，原有的随兵授奉邑而保证士兵战斗力的举措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相反成为了国家负担，因此随着当初精锐兵将的衰老死亡，这一制度也逐渐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最后要说的是，事实上吴X政权为了在江东立国，或者说是为了一家一姓的荣华富贵，对当地土著作出了极大让步。三国江东吴大姓，据不完全统计大概有二十八家，略列举如下：

吴郡十二家：

吴县 顾 陆 朱 两张 吴
钱塘 全
阳羡 周
富春 孙 徐
余航 凌
云阳 殷

会稽七家

会稽 周
山阴 钟离 丁 谢 贺
长山 留
馀姚 虞

丹阳四家

丹阳 纪 芮
故鄣 朱
句容 何

庐江三家

庐江 王
舒 XX
松滋 陈

苍梧一家

广信 士

武陵一家

汉寿潘。

　　同时相对来说，非江南土著只有琅琊诸葛等十四家，仅与吴郡一郡土著豪强数目大体相当。由此可见本土势力的庞大，为了安抚这些本地大族，江东政权采取了很有意思的措施--大量增设郡县等行政单位以划分势力范围，确认本地地主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县增设率在67%以上的郡就有建安 东阳等十一个。如此盘根错节，枝繁叶茂的地方势力以及孙氏家族无胆革新的勇气决定了江东政权的偏安性质，也决定了吴X政权必然会采取三国中最反动的政治经济措施。那些缺乏历史常识而抱有历史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朋友们，俺觉得可以放下“若小霸王不死 则江东如何如何；周X不死则如何如何的超现实主义包袱”，不过，这个是另外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