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师傅曾经在“怪哉所谓孙吴户口问题”一文里阐述过“一个只存在了50几年的政权，在它的历史上有整整38年没有整理过户籍(如果不是38年上灭亡了，大概这个年数还能继续增加下去)，这也当真是一项记录，或者说是一项奇闻了”。这一观点，这也是被近来史学界所认可的观点，但俺看了却是大惑不解：众所周知，封建国家所控制的人口是立国基础，如此不重视基础的政权到底是依靠什么得以长期（也没多长）存在呢？或许有人说是靠屯田，然而众所周知，孙吴政权由于江东地方大族势力的支持才得以立国，江南豪族控制政权。因此，孙吴不可能进行以抑制豪族，加强皇权为基本特征的民屯，而只能以大规模军屯为主，而军屯由将领直接控制，田兵对将领形成世袭依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随着复客奉邑制度合法化，国家从军屯中得到的利益也是有限之至。这就非常令人奇怪了，最近，俺就这个问题专门查了一些资料，得出的结论是：

　　孙吴立国的经济基础，在于对自己所控制的民户（自耕农）进行极其残酷的剥削（下面仅以赋税来论）。

1 人头税

　　三国政权，曾经按照汉朝制度比较执着的征收口赋和算赋的只有孙吴。而且可以说是非常执着“会稽太守车浚，湘东太守张泳不出算缗，就所在斩之”《吴书·孙皓传》。由于原来相关记载的缺失，咱们不知道“算缗”的负担有多重，可最近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一根上记载的“入口算钱210嘉禾元年（232）十一月五日？？丘何成付库”而据《汉书》记载，民十五至五十六出算赋，人120钱 7—14出口赋 人23钱 而吴简中记载一个人就出钱210，相对于汉朝增加了75%。也许有的朋友会说，东吴因为发行大钱，物价上涨，不错，东吴发行大钱，这也是要臭批的，不过那是在嘉禾五年春（236）“铸大钱，一当五百”。而当时的物价没有明确记载，不过刘虞治理下的幽州“谷石三十”可以做参考，由于江东没有经过大的战乱破坏，因此想来（仅仅是想来，不好意思）价格也不会超过太多。因此可见江东人民的负担，而那两个太守仅仅因为“郡荒旱，民无资粮”就擅免赋税，断了这么重要的财路，实在罪不可赦！！该死！！！！

2 关税

　　这里的“关税”指的是商税。

　　三国文献里多处出现“邸阁”一词，对此，王国维、唐长孺等先生皆有专门论述（认为主要是粮仓）。而近期对长沙走马楼吴简的研究表明，东吴境内的“关邸阁”兼有收税的功能如“入吴偃盐五斛？斗五升黄龙三年正月廿一关邸阁付仓吏谷汉收”“入米六斛付邸阁董基吏郑黑受”，从入的数量、种类（盐米）来看只能是关税而不是大规模的囤积。而且据诸葛恪传记载他“废关税”大受百姓拥戴，说明当时东吴境内普遍存在关税“关邸阁”就是储存这贼赃的仓库。嘿嘿，所以说关羽擅取湘关米属于劫不义之财，也就算不得什么啦，哈哈（玩笑）。

3 户调

　　著名三国史家高敏先生曾认为，由于东吴一直征收人头税，所以不可能再征收户调，而三国志中记载的“调XX地租米 XX地见谷”的“调”统统都应该解释为动词。而吴简的研究说明，高先生显然低估了东吴的剥削决心，吴简中大量出现“（某仓库）入某乡某年调布某某匹、调皮某某张”等字样。这里的“调布”“调皮”恐怕只能解释为名词而不能解释为动宾短语。本来户调就是按户征收实物，口算赋是按照人头征收现金，二者基本上不能并行。嘿嘿，其实也是可以理解，曹操屯田征收户调是在汉朝的名义下弄的嘛，俺们是汉臣，自然要紧跟中央精神啦~~而且也没有文件说不征收口钱了嘛~~另外说一句，同时按户与人头收重税的政权中国历史上还真是不太多。

4 杂米

　　东吴后期由于铸造大钱，导致物价腾踊，钱不堪用（后文详述）转而重视实物剥削。吴简木牍有“税米、租米、限米、布米、钱米”等“杂米”字样。近期研究表明：租税米自不待言，布米、钱米就是将户调、口钱折合成稻米另行交纳。而当时钱轻物重，可政府按照官价以物代钱，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至于“限米”《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有如下记载：“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对“限米”的性质，史学界一直不甚了了，而最近吴简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这个问题初步给出了答案：

　　“右西乡入步侯还民限米一斛四斗”
　　“入都乡嘉禾二年步侯还民限米一斛”

　　“还民”即山越或流散民户还籍为大姓部曲田客者，不列正户（兵、民、吏）之列。原来以为，部曲田客对国家没有赋税义务的看法现在值得重新商榷，豪强以田客部曲向国家交纳“限米”为条件来换取国家对他们将这些农奴合法化的认可。而原先“部曲田客对国家没有赋税义务”的看法主要来自三国志里诸如“故将军程普、周瑜，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之类的记载。认为国家既然不禁止人口兼并，自然也就放弃了对这部分人口（私家部曲田客）的控制权。现在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种对功臣特殊的恩遇而已。想来东吴田客受双重剥削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

　　自耕农会不会好一些呢？其实也未必。不知大家注意没有，孙吴效法曹魏，设立节度官，主管税粮运输，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官职。曹魏此职主要掌民屯粮谷调遣，而众所周知，东吴没有大规模民屯，此职与曹魏名似实异。据三国志记载 诸葛恪、徐详、顾谭曾先后担任此职，主要是钱粮文书工作（“节度掌军粮谷，文书繁猥”《诸葛恪传》）。而据吴简记载：其属官主要有军粮督尉、武猛都尉等武职，不定期向其上报工作情况。而工作情况基本就是“临时向某地征调多少军粮入库”。嘿嘿，综合考虑起来，称之为一个常设性的掠夺机构恐怕不过分吧？

　　东吴如此重视对粮食的征收，而当时粮食的产量如何呢？赵顺平前辈曾有文论述“东吴的钟离牧“躬自垦田，种稻二十馀亩”，应该是种的比较认真的，而且是第一年种，土地的肥力不会有问题，结果“得六十斛米（就算大斛也只有1800斤）”，换算下来亩产为“六斛之间”，而且这属于试验田，不能代表平均水平，平均估计也就四斛上下，出米两斛四左右。而同期的蜀汉“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华阳国志》记载：古语“大旱不旱，蜀有广汉”。在当时蜀汉的水利，土地肥力条件下，水稻年产30—50斛（就算是小斛也有480—800斤）应该是有可能的（插话）。

　　（上文粮食产量特指水稻产量）

　　东吴灭亡时，建业仓库存谷280万石，算起来相当于200多万亩田地一年的总产量。俺不知道当时的耕地面积，不过单从这个数字来看，应该也是很惊人的了，不得不令人佩服孙吴搜刮百姓的能力。

5 杂税

　　这部分所知有限，仅从已知几种浅谈。

　　鱼税：“刺史会稽朱符，多以乡人虞褒、刘彦之徒分作长吏，侵虐百姓，强赋于民，黄鱼一枚收稻一斛”《三国志·薛综传》这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记载，虽然朱符是擅索重税，但至少也是有鱼税在先。

　　酒税：三国时出于节省粮食的目的，蜀汉和曹魏曾经颁布禁酒令，然而并不征收酒税。东吴从黄武四年（225）吕壹为中书时作“榷沽障管之利”征收酒税开始，直到凤皇元年（272）年何定“掌沽籴事”一直都有专门官员负责征收酒税 也是三国独一无二的。

　　至于还有什么其他常设杂税不得而知。

　　最后乱弹一下钱法。

　　孙吴政权自嘉禾五年（236）铸当五百大钱，赤乌元年（238）又铸当千大钱，后又铸当二千，五千大钱（实物已经出土）造成财政混乱，物价腾踊，不得已只好以实物代币（相对之下蜀汉只临时铸过当百大钱，起到了平抑物价的作用）。孙权铸钱非但面值承袭王莽，而且以“泉”代“钱”的做法也因袭下来，说明孙吴币制完全承袭王莽，而且其造成的后果也与新莽毫无二致，可算是历史的笑话。

　　仅就就上面东吴的几条赋税制度来看，好象是马师傅曾经给出的“吴国是‘法度不备’的垃圾政权”的评价似乎不合适，以俺浅见看来还是改为“恶法完备”的垃圾政权较为合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