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民屯一般认为始于建安元年（196）终于咸熙元年（264）几贯穿事实上的曹魏政权始终，一般将其作为曹操的“功绩”之一，下面就此略谈些看法。

1、屯田起源兼驳“曹操创举说”

　　历史上最早的屯田记载大概是商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通典·食货一》）。这种以国有土地招诱流民耕种以供给军粮的手段及其实施背景，与曹魏屯田如出一辙。

　　汉击破匈奴后，在河西等地屡兴屯田。至东汉陇西太守马援兴屯田，首创中分收获物制度而为曹魏所沿用。

　　后汉天下扰乱，人众流离，各军阀集团均面临严重粮食危机，而史书中最早明确记载屯田的，则是白马将军公孙瓒。“兴平二年，破瓚于鲍丘，斩首二万余级。瓚遂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岁余，义军粮尽，士卒饥困，余众数千人退走。瓚徼破之，尽得其车重。”（《后汉书·公孙瓒传》）这段记载明确指出了公孙开设屯田的背景，措施，效果，以及具体时间——兴平二年（195）早于曹魏的建安元年（196） 不久，公孙瓒的屯田就起到了确实效果，拖垮了曲义所部，不久，又能“积谷三百万斛”自守。或许有朋友会说，这粮食是剥削所致，未必为屯田所得。可《英雄记》里明确描述“（汉末）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谷一石十万钱。”而如此残破的景象在“公孙伯圭开设屯田”后不久就得以扭转，可见其成效。枣祗屯田之议，借鉴于此，当无疑问。

　　另外“（陈登）年二十五，举孝廉，除东阳长，养耆育孤，视民如伤。是时，世荒民饥，州牧陶谦表登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粳稻丰积。”（《三国志·吕布传》）查陈登卒于西元207年，寿三十九，则为陶谦表为典农校尉是在公元193，也早于曹操，唯其规模，效果难以从史书中溢美之辞详尽考察。然其确曾屯田且早于曹操当无疑问。

　　而曹操屯田起始时间，一般认为确实是建安元年（196），虽然高敏，黎虎等学者分别认为是192 195，然其证据不充分 未被史界广泛接受，因此不取。总之，曹操屯田之术，分别沿袭前人今人成例，并非是什么制度上的革新。

2、驳“安置流民说”

　　曹操在自己颁布的《祀枣祗令》中明确说“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 可见曹操屯田是因为劫夺了大量黄巾义军资财而使屯田得以有实施条件。众所周知，古代农民起义军基本都是拉家带口，携带生产工具，且耕且战。建安元年，曹操击破汝颍黄巾军数万，得其资财而屯田。而屯田的主体是不是这些农民军（或者贬低为无组织的“流民”）呢？“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三国志·袁涣传》）给出了答案，既然是“募”即自愿 谈何“逃亡”可见这里的“募”不过是强行征调自耕农的好听些的说法。从袁涣的建议“民安土重迁……不乐勿强”更明显的看出屯田就是强制性的把自耕农转化为完全人身依附性质的农奴以生产供应军粮。

　　而有人说（包括俺自己一度认为）民屯安置了曹操于初平三年（192）击败的青州黄巾军中的非战斗人员。这种观点颇有迷惑性，但是仔细想想。首先，破黄巾后不久曹操即与飞将吕布展开争夺兖州的激烈战斗，根本没有屯田的空隙与条件。而且曹操自身面临粮食危机，也不可能有余粮来养活非战斗人员。因此，这些人的唯一命运也只能是交出所有兵甲资财后沦为真正流民。

　　同时应该值得怀疑的是青州黄巾的规模，“魏书曰：太祖将步骑千馀人，行视战地，卒抵贼营，战不利，死者数百人，引还。贼寻前进。”如果这样“千余人”（还死掉几百先）都能击破百万之众的话，那简直……（不作形容了-_\\)显然是在夸大敌方人数减少我方人数来搞笑。至于具体有多大水分。上次聚会时聊到这个问题，和茉莉老大不约而同的说起了《三国志·国渊传》中“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一句。回去翻了翻相关记载，同一事件，袁绍在事后给献帝的上书中说“黄巾十万焚烧青、兗”（《后汉书·袁绍传》）足可两相印证：袁绍自然没有给曹操吹嘘的必要，而且上书时间是建安元年（196） 二人尚未破脸，也没有必要贬低。结合当时镇压黄巾夸大战功十倍的惯例，青州黄巾连老带小十万左右当为事实。而曹操收其精壮，弃其老弱，也属正常（不能拿昭烈标准要求这孙子）。所谓“安置黄巾”云云，不知所谓。纯属郭XX胡编乱造，在当年谭先生提出反论时他自己就哑口无言的说……

3、质疑其规模与成果。

　　如上所言，青州黄巾老弱未记入安置范围，而屯田民的来源又是强征所致。而且经常出现逃亡现象，这么看来早期民屯到底有多大规模就很值得怀疑了。早期只记载了“屯田许县（许昌）”至于说第一年一个县就得百多万斛谷（余粮）俺的理解是纯属P话，这个数字按照邓艾时期的标准就是一万人两年的粮食（三千万供十万人吃五年。）一个县除去自耕农外的屯田民就能交纳如此多的粮食，那官渡时曹操在运输基本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缺粮情况。就来比较下官渡。袁绍当时至少十万军队，而曹操基本不会超过六万（不取“兵不满万”的说法，那样不可信。而且曹操更没面子：P）袁绍军粮明显占优。沮授说：“北兵虽众而劲果不及南，南军谷少而资储不如北；南幸于急战，北利在缓师”而此时的袁绍是刚经历了与蓄积大量粮草的公孙瓒数年的拉锯战。而在此期间内，曹操军只经历了征讨张绣，击杀吕布两场较大规模战争 时间均为三个月，战争相对消耗极微。而在官渡时双方物资相差如此悬殊，就算是河北生产力高，战争破坏少，而在历史上没留下任何“政绩”的袁绍倒比“大政治家”曹操积蓄了更多物资，无论如何不能让人信服“屯田”的作用。

　　说了半天 ，官渡曹军那点点粮食从哪里来的？“颍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远近顾望，而此郡守义，丁壮荷戈，老弱负粮”这是曹丕免颍川田租的诏令，明确说出了官渡之战的粮食主要来源。至于“复田租”的宽待，显然由于缴纳粮食的是编户齐民而非屯田客。

　　“募”民屯田本身就是战时体制，而在曹操生死决战前，这个“大功劳创举”并未得到有效成果。由此看来，曹魏民屯的规模及实质作用非常值得怀疑。

4、略谈民屯的残酷剥削。

　　民屯最初采用计牛输谷制度，由于《三国志》无志，所以参照《晋书·食货》相关记载，大致是一头牛二百斛谷，丰收不增，水旱免交。这也是初期为了鼓励田客出力垦荒的措施，然而大规模推广的话存在着牛只有限等问题，因而后来广为推行的是枣祗建议的分成制。用官牛者四民六公，不用者对开。后来租税渐重，至用官牛二八，不用三七开。大体上与地主剥削佃农比例相似，即“什税伍”。

　　理论上来说，屯田百姓不必服徭役。“……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三国志·司马芝传》）

　　乍一看来，屯田客可以安居乐业，专事农垦而不负担徭役兵役，从乱世的角度来看，似乎比自耕农还来得幸福。可事实上又是如何呢？

　　如果按照记载，屯田客是分租制，可实际上屯田客是有自己固定的生产任务。“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於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於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邓艾传》）通过这段宝贵史料可以推测出许多东西。四万人（军人）每年可生产五百万斛，则每人每年生产余粮125斛，三倍于西（屯田客）。则田客每年生产任务为四十斛以上，折合大约528公斤。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也是相当沉重的负担了。

　　夫农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种，耘锄条桑，耕熯种麦，穫刈筑场，十月乃毕。治廪系桥，运输租赋，除道理梁，墐涂室屋，以是终岁，无日不为农事也”（《三国志。司马芝传》）这段记载明确指出了，屯田客要为国家修路造桥，运输粮食，兴建宫室。这些本应属于徭役的劳役范畴都被归类在“农事”之内。这就让人明了了“专以农桑为业”的实质。而曹丕后来又驱田客经商，典农官多以田客治生……不一而足。屯田客的徭役负担实质上是非常沉重的。

　　屯田客采用军事化管理，与地方行政机构平行，互不统属。实际上遇到战事或者紧急情况，田客也要临时充服兵役，比如建安二十三年吉本于许都讨贼，丞相长史王必就发屯田民战斗。高平陵之变，曹爽发屯田民宿卫。至于以残酷严苛著称的《士亡法》是不是适用于民屯，以军屯民屯相似的部勒管理来看应该也适用。（揣测）

5、杂谈

　　曹魏屯田从它的基本特征（集中军事化管理，强制劳动，高度剥削）来看，实质上是以国家机器力量将农民转化为实质上的农奴进行集中劳动，超负荷剥削。其主观目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恢复生产，休养生息，而是在战乱时代最大规模的榨取人力物力，以达到兼并目的。由于其手段残酷，剥削苛重而遭到广大人民抵制（例建安十八年江淮十余万人为逃避屯田入吴），因而不得人心，事实上，曾任典农官的魏人中涌现过许多人才（如邓艾）可几未有一人在任典农期间有过惠政于民之记载（司马昭在任典农中郎将期间曾施惠收买人心）。典农官任中只出能吏不出循吏的事实也可多少反映屯田的实质吧。后来民屯为司马氏废除固然原因众多，其不得人心，逆历史而动却是最主要原因。至于曹魏屯田与孙吴部曲复客制度成为中古时代逆历史潮流大规模推广封建农奴制的滥觞，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