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之后，年号为同治，今所共知。不过，咸丰、同治之间，还使用了叫做“祺祥”的年号[2]，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这一篇，就讲讲祺祥故事。

　　皇帝家中，立太子始终是件大事，每到阿玛驾崩、阿哥即位之时，更是人心惶惶，机险百出。雍正的继位诏书，“传位于四皇子”和“传位十四皇子”的笔墨官司，早就脍炙人口，算是清朝最为著名的接班故事。咸丰皇帝继承大宝，也有一些“异闻”，而异闻的主人公则都是恭王奕訢。

　　咸丰帝奕詝是道光第四子，奕訢排行老六。道光二十六年，道光皇帝遵守立储家法，立奕詝为太子，将他的名字写在黄绫上，密藏起来。而奕訢天姿颖异，越来越招人疼爱，道光就有些后悔不该立了奕詝做太子，“几为夺嫡者数”。将死时，忽命太监传六阿哥进宫。恰好奕詝到寝门请安，“闻命惶恐”，赶忙跑到床前察看动静。道光见奕訢没来，奕詝来了，不觉失望，微微叹气，虽渐入昏迷，仍然不断传召六阿哥进宫。待奕訢赶到，他却已经咽了气，想说什么，谁也听不着了。这个“异闻”颇类似“戏说”，因为正史记载，道光死前，召来载铨、载垣、端华、僧格林沁等十人，开启保险箱，展示了四年前写好的手诏：“皇四子立为皇太子”[3]。政务公开，并没有私下交易。

　　另外一个“异闻”，则合情合理的多，说道光皇帝最先立的太子乃是奕訢，也是按照立储家法，将名字写上了黄绫，可是被一个内监看到“末笔甚长”，怀疑是奕訢的“訢”字，于是“其事稍闻于外”。传言被道光听到，以为奕訢暗自揣摩圣意，四处散播，明显不够成熟稳重，难以担当大任，故“知而恶之”，乃将奕詝代替奕訢立为太子。这个故事的逻辑更顺畅，也更符合史实。

　　空穴不会来风，相关“异闻”的主人公都是六阿哥，其命意取材，应该和咸丰帝和恭王爷之间先热后冷的关系有关。咸丰的亲妈死得早，恭王之母康慈贵妃受其母委托，康慈视同己出，关怀备至，因此咸丰和恭王从小就很亲近，更像一母所出的亲兄弟。咸丰即位，很快就让恭王入了军机，要秉承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古训，应付越来越乱的军国大事。咸丰五年夏间，已被册封为贵太妃的康慈贵妃病重，咸丰、恭王这对兄弟时常探问，某日，咸丰前去问安，太妃睡得迷迷瞪瞪，以为是儿子恭王，就说：“你怎么又来了？能给你的，我都给了。他性情不测，莫生嫌疑就好”；咸丰发现她说错了话，立即喊了声“额娘”，太妃定睛一看，原来是皇上，不是恭王，随即转身装睡，不再言语。自此，咸丰不得不琢磨这几句话的意思，对恭王生了嫌疑。又一天，咸丰问安，恰逢恭王从内出来，咸丰问病情如何，恭王哭着跪下说怕是没治了，就等着上皇太后封号，方能瞑目。咸丰面无表情，只是哦哦了两声，再没表示。谁料恭王随后就到军机处假传圣旨，命令臣僚准备了册封典礼。承办官员拿着封典方案来找皇帝，咸丰大为气愤，但不好明着拒绝，勉强同意了封号，尊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七月九日，康慈皇太后逝世。一周后，诏令恭王罢职军机，回上书房读书。皇太后的丧仪也被大大减损，据称是秉遵遗诏执行。咸丰和恭王的密切关系也到此为止。

　　恭王以后，军机重臣首推柏葰，但是，他却在咸丰八年被政治新秀肃顺以极高明的手法弄得身死家破。而肃顺则是咸丰死后托孤的“顾命八大臣”中最为嚣张的角色，并直接和慈禧、恭王对抗，成为“祺祥故事”的第一主人公。肃顺，字裕庭，郑亲王第六子。他的行事，有点像乾隆朝权臣和珅，不学而有术。但在用人、行政两方面，眼光之敏锐、体察之精准，则比和大人高明多了。行政的才能，主要体现在“兴大狱”，用人的眼光，则在于“亲汉疏满”。

　　满清一代，科举考试舞弊现象很普遍，如果考官也牵涉在内（所谓通关节），往往就会“兴大狱”，自上而下，死伤无数。顺、康两朝，天下初定，为警示、驯服汉族读书人起见，惩治尤为严厉（估计和解放后的知识分子政策命意相同）。咸丰八年的科场案，则以受刑官员级别之高创了纪录。这年，文渊阁大学士兼军机处领班大臣柏葰担任顺天乡试主考官，考生罗鸿禩通过关系找到了柏葰的家人靳祥。柏葰年老，杂事都委托靳祥办理。柏葰阅卷，将罗卷定为副榜；录取称为正榜，获得参加会试的资格，副榜则入国子监肄业，不得参加会试。靳祥乃从正榜内取出一卷，和罗卷对调。乡试取中之卷，都要进行磨勘，也就是复审。而罗卷光错别字就有三百多，磨勘官一见大惊，但慑于柏葰权位，不敢公开批驳，只是私下告诉了御史孟传金。御史的职责就是纠察，遂以上奏。咸丰亲派太监到礼部取得罗卷，看到满纸错字，不禁大怒，立命罗鸿禩到南书房重试，端华、肃顺监考。重试的文题是“不亦乐乎”，诗题是“鹦鹉前头不敢言”，摆明了要看罗同学的笑话。罗同学前后如一，再次交上一份“疵蒙谬累”[4]的考卷，于是此案定性为“通关节”，交刑部“穷治”。靳祥吓得赶紧自杀，希望能保住老东家。但是会同刑部审案的肃顺毫不姑息，此案以外，又纠出花旦平龄枪替、副考官程廷桂儿子通关节等案，“问题试卷”五十多份。自柏葰以下，论弃市、流放等处罚者几十人，一审判决交给皇帝定夺，咸丰颇有念其昏老，宽恕柏葰的意思，肃顺按律力争，坚执不可。明年，柏丞相、罗同学、程公子等都在菜市口被砍下了脑袋。肃顺办此案，反对者视为“严酷”，有“倾轧”的嫌疑，但是不得不承认，自此以后，“司文衡者懔懔畏法，科场清肃”，效果持续三十年之久，即使光绪中叶“弊窦复滋”，但也“终未至如前此之甚”，“用重典之效，足以挽回风气也”[5]。

　　科场一案，肃顺扬刀立威，大臣谈之色变，再加上他整顿户部卓有成效，浸然就有了天子以下第一人的派头。在用人方面，肃顺的眼光也不拘一格，赏识曾国藩，暗助左宗棠[6]，是他最著名的事迹，但他平生未到过湖南，此前也未闻与曾、左有私交，怎么就和湖南人结下这么深的渊源呢？这就得说说“肃门五君子”了。肃顺身为满人，却最看不惯同族，对待满族下属，恣雎暴戾，如同奴隶，而对汉员则礼数有加。他曾说：“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只笔厉害得很啊”；所以受贿也只收满人不受汉人的。碰到有才学的汉人，他以尚书亲贵之尊，颇能折节下士，因此幕府中网罗了大批才俊，其中尤以高心夔、王闿运、龙汝霖、李寿蓉和黄锡焘最为著名，号称“肃门五君子”[7]。龙汝霖为其子师，高心夔是其谋主，李寿蓉在他所管户部任事，王闿运和黄锡焘则是光扯闲谈不任实事的高级幕客。王闿运等人经常在法源寺宴集，肃顺每每派人送酒果助兴，王在三十多年后，还写诗怀念其中的“俄罗斯酒”[8]。五人中，肃顺最欣赏的则是高心夔。咸丰八年的科场案余震未消，十年会试，他就轻身犯险为高心夔“助拳”，浑不鉴及前次柏葰的惨状了。前一年，高心夔参加殿试，诗题限押“文”韵，而误入“元”韵，遂不与三甲之列。这年恩科会试，高心夔入了二甲，再次参加殿试。肃顺神通广大，考前一日探听到诗题为“纱窗宿斗牛得门字”，出处为唐人孙逖的《夜宿云门寺》。立即把高心夔叫来，嘱咐他连夜赶做，明天一定弄个状元爽一把。第二日入场，果然是这个题目，场中三百多人，几乎没有知道此题出处的。高心夔大喜，自命不作第二人想。匆匆写就，出来就找肃顺报喜。肃顺接过诗稿一看，顿足捶胸，大叫“完蛋！完蛋”。原来，押韵的八个字除了“门”字外，都押到了“十一真”韵，而“门”字在韵部却属于“十三元”。考试出韵，内容再好也要被淘汰，榜下，高心夔又列四等，没做成进士。同时落选的王闿运幸灾乐祸，送了他一幅对仗工整的对联：“平生双四等，该死十三元”。肃尚书办事再精密，也禁不住高举人如此疏忽，除了相对苦笑，就只能慨叹命定不是富贵之人了。

　　五人中，高为江西人，其他四人都是湖南人，与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都有极真切的交往和认识。通过他们的介绍，肃顺知道了曾、胡等人的志行才学，自然全力在咸丰面前推荐揄扬，咸丰早已认可肃顺的办事才能，这些话自然都记在心上。所以胡林翼超擢湖北巡抚，曾国藩屡被优容，左宗棠由举人而超升四品京堂，大部分原因还在于肃顺的米汤灌得好。但是，肃顺后来伏诛，五君子仓皇逃窜，生怕被当作“肃党”惩治，功名利禄，俱化为泡影；湘军大盛，曾、左在内的诸将帅也因为这个缘故，不敢奏奖其居中援引之功。五君子回忆起高心夔的笑话，恐怕也都笑不出来了。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咸丰以三十岁之壮年，中道崩殂，与圆明园内号为“五春”者[9]荒淫过度固然算间接原因，太平天国气焰愈张也算间接原因，更直接的原因则还是受了英、法联军的惊吓。咸丰九年五月，英、法使者来换和约，僧格林沁“诱击”于大沽，获胜[10]。明年七月，联军复至，僧格林沁托大，不守水路，号称要“引夷人陆战，一鼓歼之”。孰料联军上岸，开花炮一响，清军人马自相践踏，“一鼓逃之”了。联军派巴夏利谈判，载垣“诱擒”之，解往京城。联军本为换约而来，无意进攻首都，由此不得不发。僧格林沁无法抵挡，乃密劝咸丰离京，说“战既不胜，唯有早避”；于是委派奕訢为钦差大臣，留京办理“抚局”。

　　八月八日，咸丰一行从圆明园出发，十六日，至承德避暑山庄。咸丰办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圆明园，每年正月初入园，冬至才回紫禁城过年。咸丰喜欢园居，不乐紫禁城，和宫中某条制度极有关系。宫中有个机构叫敬事房，其最重要的职责乃是管房事，所谓“专司皇帝交媾之事者也”。皇帝与后、妃的房事都归敬事房太监管理、纪录。帝、后每行房一次，敬事房太监都得记下年月日时，以备日后怀孕时核对验证。与妃嫔们行房，则稍微复杂一点。每日晚餐完毕，太监就奉上一个大银盘，里面盛了几十块绿牌子，每块牌子上都写着一个妃子的姓名。这天，皇帝若没有性欲，则说声“去”；有点意思，则拈出一块，翻过来背面朝上，再放进盘里。递牌太监出，将牌子交给另外一个太监——专负责背妃子进寝宫并一直送到皇帝床上的太监。届时，皇帝要睡觉了，则先上床，被子盖到踝关节，脚露在外面；那太监先已在妃子房中将其脱个精光，裹上一条大批风，背到龙床前，再扯去披风。妃子则从暴露在外的“龙爪”这头，钻进大被，然后，“与帝交焉”。当然，太监已经退出房外，和敬事房总管守候窗下，敬候事毕。为防止皇帝马上中风而死，时间稍长，总管就得在外高唱：“是时候了”，若皇帝兴致高，装聋作哑，则再喊一次。“如是者三”，皇帝就不能再拖延，得“止乎礼”，命太监进房。太监进去后，妃子必须面对皇帝，倒着爬出被子。君臣朝堂相见，臣子退下，是不能转背而行、拿脊梁骨对着皇帝的，得面朝皇帝，往后挪步，这叫“却行”。“臣妾”更不能拿光脊梁对着皇帝，所以只能这样“却爬”下床。太监再次用披风裹着她，背到门外。总管随后进来，问：“留不留？”皇帝说留，就拿出小本，记上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说不留，总管就出来，找准妃子腰股之间某处穴位，微微揉之，“则龙精尽流出矣”，实施人工避孕。避孕倘不成功，估计就得人流；因为本子上没有记录的房事，作了也是白作。这个制度的“知识产权”不归清帝所有，而是顺治实行“拿来主义”，从明朝学来，用以“制子孙淫豫之行”的。精力旺盛的皇帝对这个“祖制”肯定不满意，但是祖宗之法又不能随便更动，于是，往往选择在圆明园等不必奉行此一制度的行宫进行规避。[11]所以，对于咸丰帝大部分时间在圆明园进行工作、生活和学习，我们必须抱有一种“同情之理解”，不可一味责备其荒淫无耻。

　　除了大型礼节性活动需要他亲临主持外，咸丰都呆在园中。匪情日炽，圆明园的改扩建工程也未停止；虽然元年就有诏停止中外一切工程，可在圆明园内并未执行。所以连胜保也看不惯，要说“游观之所，焕然一新。小民窃议，有累主德”。园林修治完善，当然要用来享受，咸丰最喜欢的事情是驾一叶扁舟，悠然湖上。园规：岸上宫女见御舟行近，都要“曼声呼曰：‘安乐渡’”；只要咸丰在园，每每就听到“安乐渡”之声，此起彼伏，悠飏不绝。慈禧的儿子载淳，也就是未来的同治皇帝，当时还在襁褓，这句话记得最牢；几年后避难热河，也会学着说这句话给他阿玛听。咸丰轻抚其首，说了句：“今日无复有是矣”；言毕，潸然泪下。在圆明园，咸丰留下了作为帝王最美好的回忆，英法联军进京，竟然一把火烧个精光，他怎不潸然泪下，又怎能怡享天年？

　　不过，圆明园是否为英法联军所烧，犹有一辨。或云联军到圆明园本只想擒贼擒王，把当家的咸丰给找出来，管园大臣文丰在园门前阻拦军队，说御驾已经离开，公园暂不开放，联军当时也就没有进去。文丰“知奸人必乘间起”，空园计演了一回演不得二回，入园劫掠的事情肯定会发生，他绝对阻止不了，于是自行了断，跳了福海。王闿运《圆明园词》中，那句被钱鍾书的老师陈衍斥为“打油体”的“即今福海冤如海，谁信神洲尚有神”，就是专为文丰抒发的感慨。文系主动殉难，可以称“烈”、称“忠”，王闿运为什么要用“冤”字呢？原来，京城虽然陷落，恭王很快就与联军交涉，达成和议，故大臣们或来不及死节，或没准备好死节，真正“主辱臣死”的，就只有一个文丰。和议签订得快，君臣上下，遂都讳言京城陷落这个事实。而文丰死事，也就不能公开褒奖为“殉国”，否则，咸丰就得算亡国一次，其他大臣就得算苟活人间，“死者不得为忠，生者乃可无愧也”。所以，文丰的事迹汇报上去，抚恤的诏书但模糊其词，说“突遭兵燓，深堪闵恻”而已；所以，王闿运要说“福海冤如海”而不信“神洲尚有神”了[12]。

　　文丰死后，联军才入园搜捕，苦主咸丰已走，园中空无一人。联军见宫殿“陈设巨丽”，都“相戒弗入”，生怕弄坏弄丢，事后赔偿不起，于是退到园外[13]。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借联军之名，入内纵火，然后“敌兵从之，火三昼夜不息”。此所谓“贵族穷者”，指在京旗民，谁带头已不可考。但是，另有传闻，则指名道姓，坐实了主持策划入园烧掠的“奸人”，共有两个人被列为候选。先拣稍微著名的说。龚橙，别名孝拱、刷刺、太息、小定、昌匏等等。他的名气不大，他爸名气很大，就是诗文都入选过语文教材的龚自珍，他自己则被当作文学素材，进了《孽海花》[14]。他之所以被嫌疑为“奸人”，事迹有三。一、自号“半伦”，说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都没有了，只剩下爱妾，故称“半伦”。这是所谓“名教罪人”。二、和英国公使威妥玛关系极好，是威氏的《汉书》教师兼高级幕客，如假包换的“汉奸”。三、曾扬言：“中国天下，与其送与满清，不如送与西人”。由此三者，当时士大夫阶层都认定他是火烧圆明园的主谋；他也没有主动澄清过，于是这个“奸人”的嫌疑，半伦先生最大[15]。第二个“奸人”嫌犯，就没有什么名气，只知道姓李，其人籍贯履历，已不可考。据说鬼子进村，李某就是向导，后来此事暴露，被抓将官里，“下狱穷治，诛之”，家产籍没，全部赐给文丰的家属[16]，福海之冤，算是稍稍湔雪一二。

　　历史就是这样，不一定要查明主从，才能延续下去。不管谁主谋，圆明园反正是烧掉了，而圆明园那把大火，不过是祺祥故事的背景，我们要追随御驾从圆明园到避暑山庄的七日行程，辨别出一路上隐伏的杀机。

　　这趟行程，是避难，或者叫战略退守。但是，公开说避难说退守就不好了，所以公开的说法是“谒陵”，也就是上坟扫墓。出发的当天，还有明诏，说要“君死社稷”，为已成前方的首都军民打气。前面说了，僧格林沁格于军事实力对比，首先建议撤退。日后中央内部讨论此行的得失，却说成了“事多出肃顺所赞画”，懦弱、误国、不识大体的黑锅都让他背上了。不过，他没有建议撤退，撤退路上的具体事务，倒真由他“赞画”，而“赞画”的结果，就把未来的两宫太后都给得罪了。肃顺先于大队人马离京，安排一路上的供应以及到达之后的安置。事出仓促，他只能尽量安排好咸丰的生活，其他人众，包括慈安、慈禧二后的供应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后妃不得食，唯以豆乳充饭”。而肃顺跟在咸丰边上，随身携带“食担”，酒肉俱全，两位爷一路吃喝拉撒，与出游无异。二位娘娘天天喝豆奶，纯属逃难级别的饮食标准，当然会“以此切齿于肃顺”了。所以到了承德，她们一肚子气没消化掉，都要出在皇帝身上。抵达承德，饮食恢复往日标准，慈安就说：“流离羁旅，何用看席？请蠲之”；意思就是老娘一路上没吃好，干脆以后也别吃好的了。咸丰说，对，我得吩咐一下肃六（肃顺在家排行如此）。肃顺多聪明的人，知道咸丰肯定不乐意喝豆奶啊，于是回复：娘娘说的对，资金确实有困难，应该节省。但是突然调低腐败指数，外人（包括承德的办事人员以及留京的办抚人员）必会“惊疑”，妄自猜测行宫的内部情况以及朝廷的财政实力，导致发生不可意料的事情。咸丰“心喜所对”，原来吃香喝辣全是为了“社稷”的安危，一席之义大矣哉！于是告诉头发长见识短的皇后：“肃六云不可”。可怜的肃顺，再次招致两位娘娘的嫉恨，“后益恶肃顺矣”[17]。

　　尽管吃得不错，咸丰的心情并不好。九月，和议成，是为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而俄罗斯趁火打劫，借口调停有功，也签了个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尽数吞并。剿匪方面，支撑东南半壁江山的骁将张国樑自几个月前大营溃散后，杳无下落，江苏“糜烂”，形势大坏。内忧外患，百感交集，所以心病引发身病，龙体大大不适。而圆明园被焚的消息，更是令人心碎，留下美好回忆的园池殿阁，如今都成了断壁残垣，独悼遗踪，情何以堪？本来议和成功即应回京收拾残局，由此之故，十月一日，诏：“天气渐寒，暂缓回銮”。

　　身体不好，就要安排后事。虽然这年刚满三十，但是“咳嗽不止，时有红痰”，兆头确实不好，为社稷国家考虑，早一点安排后事，确有必要。皇帝的后事，最要者就是立太子。咸丰只有一个不到五岁的儿子，省去了定嫡的麻烦，但是更大的麻烦却随之产生，那就是如何防止太子生母侵权误国的麻烦。中国帝王自有其一套家学，不论国事、家事，都有列代明君圣主做榜样，预防像慈禧这样年富力强的幼帝之母，该拜谁为师呢？

　　汉武帝过河间，有个媒婆化装成“望气”的术士，向他推荐了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赵姓“奇女”。找来一看，“两手皆拳”，武帝伸手一掰，伸曲自如，麻痹症竟然好了。“由是得幸”，给他生了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奇女”居钩弋宫，史称“钩弋夫人”。昭帝五岁时（跟载淳差不多大），汉武帝命画工作《周公负成王图》，挂在甘泉宫，“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不久，武帝自知大限将至，乃无故“谴责钩弋夫人”，夫人叩头求饶，武帝但说送去下狱。夫人临行回顾，使劲抛媚眼，武帝骂道：“趣行！女不得活”（伯牛案白话宜译为：快滚！你必死无疑）。钩弋夫人遂在云阳宫被杀。武帝杀了太子生母还不够，其他为他生儿子的妃嫔，“其母无不谴死”。左右群臣不解，问：“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武帝说：嗯，你们蠢人不能明白，这很正常嘛。以前国家为什么乱？就是因为“主少母壮”啊；寡后独居，必定骄蹇，必定淫乱，必定自恣，谁能管住她？你们就忘了吕后的故事么？补续《史记》的褚少孙对汉武帝这招赞不绝口：“岂可谓非圣贤哉！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故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谥为‘武’，岂虚哉”。[18]

　　读“相砍书”长大的后代君臣，没有不知道钩弋故事的，所以咸丰问身后之计于肃顺，说不日将效汉武故事，“卿谓何如？”肃顺给的建议就是应该照办。但是，咸丰毕竟不是“圣贤”，不忍在生前动手，而是病笃时写了封遗诏给皇后慈安，说慈禧若有不法，即可诛之[19]。后来，慈禧在自己身上割了块肥肉，煲了一锅高汤，给慈安进补，慈安一时激动，就把这道遗诏烧了[20]。清文宗（即咸丰）不是汉武帝的好学生，将来重修《清史》的衮衮诸公，在此段记载后务必仿照“太史公曰”的格式，加以批语，揭示妇人之仁足以绝后（同治就没有儿子）、亡国的教训。

　　但说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午后，咸丰病重昏厥，吩咐内臣留岗加班，不得散去。晚间苏醒过来，于子初三刻召集慈安、慈禧二后，宗室载垣、端华、景寿、肃顺以及军机大臣穆廕、匡源、杜翰、焦佑瀛等人，交代后事：立载淳为皇太子；载垣等八人辅佐幼主，赞襄政务。怕日后口说无凭，各位请皇帝手写诏书为据，咸丰谕以病重不能执笔，故遗诏有“承写”字样[21]。载垣等八人也就是俗称的“顾命八大臣”。按道理，恭王是咸丰同父异母之弟，少时感情又特别投契，顾命之事自当由恭王领衔承担；然如前所述，咸丰、恭王之间嫌猜已深，所以不太亲近的叔伯兄弟载垣、端华和肃顺反而得以“顾命”。恭王也曾为此努力过，当咸丰三、四月间病重，就说要来热河问安，咸丰说：“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一口回绝。而慈安、慈禧不得参与顾命，则是遵从后妃、宫监不得与闻国事的祖训。所以，顾命八大臣成为钦派的下一代领导集体，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原则上来说，除非到同治长大成人[22]，八大臣仍不归政于皇帝，那才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否则，在此之前，任何人侵犯、剥夺八大臣的辅政权力，都是抗旨犯上，应当视为“乱臣贼子”。但是，政治是肮脏的，政治又是屈服于武力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可以随时赋予的。成王败寇的原则，不但适用于改朝换代，也适用于宫廷政变。

　　如果真有一个为了维护先帝咸丰授予的辅政权力不被侵犯而组织起来的紧密型政治集团，以肃顺为领袖[23]，其余七位顾命大臣为附翼，某些留京官员为外援，并控制了一部分驻守京畿的军队，那么可以称之为“肃党”。但是，考察当时事实，我们发现，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集团。民国三年春末，肃顺的幕客王闿运重游北京，再次来到昔日游宴之地法源寺，和门生弟子辈举行了一次“留春宴”[24]。众人“感往欣今，斐然有作”，诗作汇而成集，由王闿运写序。序首，他提到了“肃党”：“其时（伯牛案指咸丰九、十年间）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主战，郭筠仙主和，俱为‘清流’。肃裕庭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25]；在同、光两朝，慈禧秉政的年代，“清流”专指“主战派”，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则为“浊流”。而王序将咸丰末年政见不同的尹耕云、郭嵩焘混而称之曰“清流”，“权臣”肃顺则“兼善”之，隐然已将肃顺视为当时“政府”。因为，不是“政府”，必有所偏；只有“政府”才能折衷取舍，不分清浊而俱为我用。所以，接下来“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一句，则是对政敌们用“肃党”一词，污蔑具有政治合法性的肃顺“政府”为拉帮结派、招权纳贿的“政党”深表不屑。

　　反之，以慈安、慈禧和恭王组成的“锄奸团”，却实实在在符合前述的组党条件，称为“后党”，名正言顺。二后的野心在于垂帘听政，恭王的野心在于重返政坛，这是他们深相结纳、组成阴谋集团的政治基础。二后在热河，手头的资源只有“幼帝”；恭王在北京，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面负责外交事务，并可调动与之相关的文武大臣。内外合力，才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他们整合资源，妥协利益，夺取权力的政治战略。他们的群众基础，则是不满于肃顺“铁腕”的官员和旗民。

　　周祖培，前任户部汉尚书。某日，和满尚书肃顺同署办公，肃顺在审核其画诺公文时，佯问：“是谁之诺也？”司员告知为周中堂之诺。肃顺破口大骂：呸！这帮混混，就会吃干饭，哪里懂得公事！于是将公文拟稿“尽加红勒帛”（就是用红笔涂抹不合适的文句，表示严厉批评），连周祖培的画诺（相当于今日领导批示“同意”二字）一并加上“红勒帛”。周中堂“默然忍受，弗敢校也”，后来找个机会，跑到内阁躲避去了[26]。同事如此，关联部门的领导人也如此；包括大学士祁寯藻在内的多位省部级高官，就都因不适应肃顺这种“粗犷”的办公作风，终日不安于位，汲汲求退。

　　肃顺瞧不起同族，对待满人高官，他的态度就更为严厉。高官而“刑死”，除了柏葰，还有一个耆英。耆英代表清廷签订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善后和约，出任两广总督，兼办各国通商事宜，是“资深外交家”；咸丰八年，英、法、美、俄联军犯天津，耆英随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前往议和。前此，耆英在广东与英人交涉时，往往以私人决定谎称为国家政策，既保持了“国体”，又“抚慰”了西夷。后来章奏被英人译出，发现他说尽假话，于是“深恶之”；这次重逢，英人乃拒绝和他谈判。耆英害怕因此翻出旧案，背上“矫诏”的罪名，遂“惶恐求去”，不等下旨就跑回北京。“于是欺谩之迹益彰”，从前两边讨好的伎俩全部曝光，下狱议罪，拟绞监候（即死缓）。肃顺上疏，认为拟刑过轻，请立即正法。咸丰虽觉其言过当，但欺君之罪理无可赦，只好“即赐耆英自尽”。

　　肃顺在户部作老大，对本部门的腐败现象一点也不包庇，涉案官员一律从重处罚。户部因军兴财匮，行以钞代钱之法，设立宝钞处和官钱总局为具体办理机构。肃顺查账，发现宝钞处与官钱总局数字不符，“奏请究治，得朦混状”，涉案司员与商人一并论罪，籍没财产数十家。前述肃门湖南五君子之一的李寿蓉，时任户部主事，也在案内，肃顺不徇人情，依法办事，李因此判了徒刑；肃党被铲除，他尚在狱中，反被视为受肃顺“迫害”，不再追究“党附”罪名，倒是因祸得福。此外，肃顺还查出官票所“内外交通”的黑幕，关防员外郎景雯等人革职，籍没官吏亦数十家。前后担任过户部尚书的祁俊藻、翁心存皆因此与肃顺意见不合，“齮龁不安于位而去。心存且几被重罪”[27]。

　　任户部尚书前，肃顺掌管都察院和理藩院，曾奏减八旗俸禄。于是，基层的旗民也被他得罪。

　　最上层是与之有“一饭之仇”的慈安，和因为“钩弋故事”引发猜忌的慈禧，中间是各级被他得罪的官僚，最下是广大的在京旗民，构成了反对肃顺等人广泛的群众基础。

　　发动政变，需要武装力量作为保障，“后党”的军事后援则是胜保。胜保出身举人，好誉喜事，在京任时“屡上疏言事，甚著风采”。咸丰二年，上疏论时政，批评皇帝赏罚不明，逸豫偷闲；咸丰优容，并未以此责怪[28]。此后，出京带兵，胜少败多，成效不著，十年，召回京城。正赶上英法联军犯阕，命带八旗军会合僧格林沁等军“勤王”。六里桥一役，带伤力战，裹创面圣，咸丰奖励他“忠勇性成，赤心报国”八个字，此后“每诵天语，感激涕零”，对咸丰个人怀有深深的知遇之感。他的姐姐文殊保，是个小有成就的文艺女青年，慈禧入宫前就曾随她学书法。所以，胜保和慈禧，在政变前已有交情。咸丰死前，针对肃顺和二后的矛盾，他就说过要带兵前往热河“清君侧恶”的话；据说，慈禧听到，十分感动，特地绣了个荷包送给他，上有四字：精忠报国[29]。咸丰驾崩，留下孤儿寡母，他的立场自然偏向“后党”。胜保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地位，则令他的立场偏向具有左右大局的重要性。停战议和，各路溃军及陆续来到的勤王部队共万余人，都由他统领，随又奉命兼管圆明园八旗和内务府包衣三旗，改练“京兵”。那时，他成了实际上的“卫戌司令”，担负起原来“九门提督”[30]任内的责任。这就是胜保的特殊地位，能够在军事上保障“后党”在北京实行政变。

　　以上，分析了“后党”势力形成的原因。反观所谓“肃党”，除了顾命八大臣，几乎再没有别的实力派作为“党羽”，所能凭恃的，只有先帝的“遗诏”——仅为口诏，不是朱谕；“后党”事后推翻或者进行“宪法解释”，远比废除黄绫红字的“成文法”来得省力，以及身处热河的地理优势。“遗诏”既奉，更在主观上麻痹了顾命大臣们的警惕性，没有利用滞留热河的时间，在舆论、人事和军事方面加强戒备，以应不虞。他们怀抱“妇人之仁”，不敢设想政敌们敢于公然违抗“遗诏”，发动政变；以两个女人领衔的政敌们却秉承“最毒不过妇人心”的古训，不恤人言国法，结合阴谋暴力，获得最后的成功。

　　七月十七日，咸丰崩。八大臣辅佐幼主的领导体制开始运作。运作程序为：臣下奏章，顾命大臣与两位太后共同阅看，拟旨由顾命大臣率军机处负责，二后口谕则相当于以前的皇帝“朱批”。重要人事任命，由太后、顾命大臣和军机处共商确定。一般任命，则抽签决定。

　　圣旨用印，正文开始处用“御赏”印，结尾处用“同道堂”印，由咸丰临死前分别赐给慈安和同治；同治年幼，不可能看懂章奏，“同道堂”印的使用权便变相归于其生母慈禧。说起 “同道堂”印，还有一个小故事。一日，咸丰上班迟到（估计是淹留在某“春”居所醉酒所致），慈安大怒，跑到寝宫追问昨夜“侍寝何人”。元凶带到，慈安升座痛责之。退朝后，咸丰没看见皇后，知道大事不好，急忙赶回寝宫，只见“宫监森然侍立”，很有可能再说几句就有人要被“杖毙”、“赐缳”，于是吩咐宫监不要报告皇后（怕慈安闻信则先斩后奏），“潜步入”，慈安见咸丰来了，只好让座，由他来处理。咸丰打马虎眼，问慈安：这下面跪着的是谁啊？慈安不和他开玩笑，直接来了一篇大道理：自祖宗建国以来，天子的作息时间都有定制。今天皇上因为贪欢晏起，上班迟到；外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只会怪我不能管理内务，所以我要问问她为何拼命劝酒，坏了宫里的规矩？咸丰只好用“罪在朕躬”的办法蒙混过关：“此自我过。彼何能劝我？且宜恕之”；慈安不好再追究，只好留下一句狠话：“此主子宥汝。以后无论何处醉，惟汝是问！”咸丰自觉惭愧，“即索所佩”，当时只带了这颗“同道堂”玉印，因“解赐后以谢”，于是“同道堂”印就成为咸丰感激慈安赞成“帝德”的信物。现在此印从慈安转赠给同治（慈禧），也就蕴含了规制的深意。

　　抽签决定任命的程序，则如此操作：由吏部堂官选择候选官员，将姓名写在签上，密封进呈。抽签时，太后坐两边，幼帝坐中间，大臣立堂下，签筒交给幼帝，由他“掣签”。掣出后，太后用印，下发各部各省执行。

　　负责提名写签的吏部尚书陈孚恩，算是各部院实力派中唯一属于“肃党”的高官，他成为“肃党”的经历颇为辛酸，值得多写几句。陈孚恩，江西新城人。道光年间，依附穆彰阿，一直升到刑部尚书。道光三十年，咸丰即位，陈孚恩开始走霉运，原因则都与“肃党”有关。首先是“议礼”一事；道光皇帝觉得任内输了鸦片战争，列祖列宗颜面扫地，自己不配进入祖庙，享受后代祭拜，于是“遗命罢配郊祔庙”。咸丰“交廷臣议”，陈孚恩和怡亲王载垣意见不和，当着皇帝的面，戟指对骂。载垣“以失仪自劾”，咸丰没有过分追究，而“斥孚恩乖谬，降三级留任”。他大为失落，不久就以“母老乞养”告归。回乡后帮办团练，守城有功；七年，母丧后再回北京，明年，授兵部尚书。本以为咸鱼翻生，哪料到咸丰八年协助肃顺主办科场案，发现他儿子陈景彦牵涉在内，于是“自请严议，并回避”。其子终于褫职、远流。由此，他“鄙夫患失，反覆靡常”，“暱附（肃顺）诸人”，咸丰十年九月，由兵部尚书调任吏部尚书，登上个人仕途的巅峰。

　　披折子，选官员，是最重要的两项权力，太后虽然参与，但是实权都掌握在顾命八大臣手里。虽然这是秉承咸丰“遗诏”的运行方式，但是自负才情的慈禧是万不甘心如此的。慈安性情固然刚愎（因食物致恨于肃顺，因晏起大展雌威，可见一斑），可是见识、才能有限，所以，她要掌握的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力，或者说就是盖章的权力。慈禧则不然，根据她日后的表现，不难猜测她追求的权力乃是一种事无大小、不分表里的全面掌控。当时肃顺手下某人致其友人信中说：“风闻两宫不甚惬洽，所争在礼节细故，似易于调停也”；其实，两太后所争，根本不在“礼节细故”，而是“垂帘”大计。“后党”某军机章京在八月十三日写信给在京的同事朱克勤，报告热河情报，说：“闻西边执不肯下，定要临朝，后来东边转湾。虽未卜其意云何，大约是姑且将就”[31]。“西边”，指慈禧；“东边”，指慈安。话说得很明白，慈禧坚持要“临朝”，也就是不满足于参加与顾命、军机之间的会议，而要直接上朝听政。作此信之“肃党”将这种信息解读为“所争在礼节细故”，政治上未免太不成熟了。而他的“不成熟”，则植根于其老板仗着“遗命”在身的的盲目乐观，反映了“肃党”内部的糊涂“共识”。

　　当然，“后党”能明确领会到慈禧“定要临朝”的意旨，是在董元醇奏请太后垂帘的折子呈递以后。“肃党”反应迟钝，判断失误，误解为“所争在礼节细故”，其时当在董元醇上奏之前。

　　八月十日，御史董元醇递上一封奏折，“敬陈管见”。他的“管见”，主要有三条：首先，请明降谕旨，宣布两位皇太后垂帘听政；其次，除了顾命八大臣外，再选择一二位亲王加入到领导集团；第三，为幼帝改派师傅。

　　前两条是赤裸裸的夺权。不但赤裸裸，还有找死的嫌疑。清代祖制，历来严格限制后妃、皇子、亲王、宫监干预朝政，敢于提建议破坏这种制度的大臣，标准量刑一定是死罪[32]。虽然顺治初期，出现过孝庄皇太后会同济尔哈朗、多尔衮两位亲王联合辅政，算是一个特例，但至少没有公开说这就是“垂帘听政”。咸丰托孤，把二后排除在外，无非也是遵从祖宗之制。凭这点，就可以说董元醇有找死的嫌疑。至于增派亲王进入领导集体，其意所指，当然是恭王奕訢和慈禧的妹夫醇王奕譞。辅政八臣内固然有怡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但是咸丰以帝王之尊，变动祖制，自上而下，属于违规；臣子倡言亲王辅政，则是自下而上，属于违法了。此条虽不至死罪，但也不是小过。

　　第三条则计及长远，为日后太后释权、皇帝亲政的平稳过渡做准备。当时，上书房中已经有了一个帝师，就是咸丰生前钦定的李鸿藻；董之所以要求改派，则考虑到帝师对幼帝的影响力，欲安排铁杆“后党”取而代之。就常人而言，童年时感受最真切的乃是母爱，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也多赖于母亲的教诲。但是生长于深宫之中的皇子，却非如此，甚至见到母亲的次数都不是很多。清代祖制：皇子一生下来，不论嫡庶，立即由保母抱走，归奶妈哺乳。每个皇子，都配备了八个奶妈、八个保母，加上针线、浆洗、灯火、锅灶上人，总共四十人的服务班子，由她们负责皇子的养护；所谓“养于妇人之手”也。断奶后，撤掉奶妈，替换内监若干人为“谙达”，教他吃饭、言语、行走和礼节。六岁，到上书房进学，跟师傅读书。从出生到十六、八岁结婚成人，皇子与生母并不住在一起，每年见面都有定时，十几年间合计不过百多次。见了面也不能说太多话，不能享受常人家庭那种承欢膝下、撒娇耍赖的天伦之乐。因此，皇子长大成人以前，与之相处最久、也最能产生感情的，不是其母，乃是其师。除了授读，师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用，就是为其弟子在太子资格竞赛中取胜进行无所不至的指导。皇子众多、竞争激烈的时候，其指导手段之高明与否，直接决定师徒俩的未来命运，一荣俱荣，一败俱败。同治的父亲咸丰，能当上太子，其师杜受田就立了大功。某年春，道光带众皇子到南苑打猎，恭亲王奕��射杀最多，咸丰却未发一箭，道光觉得奇怪，就问为什么不开弓。咸丰已经提前接受杜受田的嘱咐，乃从容回答：春天是鸟兽孳育的季节，“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大为欣赏，说：“此真帝者之言也”。于是，下定决心立咸丰为太子。同治已经继位，不用参与残酷的资格竞赛，但是十几年后他必然要亲政，辅政诸人不管是“后党”还是“肃党”，都要交回权力。如果幼帝在成长期间的老师来自另一阵营，或者不能确保来自己方阵营，那么，稍有疏忽，接受一点“反动教育”，辅政者下台后的日子必不好过，甚而会有性命之忧。董元醇提出改派师傅的要求，就是为辅政以后的退路考虑，所谓计及长远也。

　　这三条“管见”，衡以祖制、遗命，可以称得上“荒唐”、“放肆”乃至“悖逆”，智商七十以上，都不会在这上面找刺激，董云醇脑子坏掉了？当然不是。既然不是，此中必有阴谋。那么，是怎么样的阴谋呢？阴谋之所以为阴谋，无非故意隐藏或颠倒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和逻辑联系，有选择的暴露一些孤立现象，误导当事者的判断而已。明明是自上而下的“授意”和“讽示”，表现出来的却是自下而上的“劝谏”和“舆情”，颠倒因果，割裂逻辑，这就是“垂帘听政”事件之所以为阴谋的本质原因。只要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当日事实，我们就能把握事件的逻辑链和因果律，不着一字，尽得阴谋。

　　八月四日，北京，周祖培找到李慈铭，“嘱为检历代贤后临朝故事”，李慈铭记醜学博，一日内就举出汉、晋、辽、宋共八位“贤后”的事迹，“条议上之”[33]。中国人要办件事，第一个反应，就是翻翻史书，看看是不是“古已有之”。官当久了，不免“学殖荒落”，一时半会翻不着，所以，学士周（时任体仁阁大学士）不得不请教塾师李（慈铭当时在周家任家教）。李的东家是周，周背后的黑手，无疑就是恭王，恭的操作指令，则必来自慈禧。事情关涉重大，命令来自最上层，具体办理却交给远离政治核心的落魄“赀郎”[34]，其间“管理层级”甚多，奥妙就在于局外人一眼看不透其中曲折，一语说不破其中阴谋。这是阴谋家常用套路，古今一概；文革期间，往往因基层群众一纸“材料”，酿成举国震惊的大案，无非就是这种“政治智慧”活学活用的好例子。但是，李慈铭的“史料”，并没有被董元醇的奏折采用。这又是更高的一招。因为，董元醇虽然打响了“垂帘”起义的第一枪，但那只是火力试探，没必要暴露全部实力。李氏的“核原料”，要用来配置决定战局的“原子弹”，等到十月初才会引爆。我们先看看董摺在热河引起的哄闹，再来分析慈禧、恭王“欲擒故纵”、“以柔克刚”的精彩战术。八月十三日，守黑道人（“后党”军机章京的化名）致结一庐主人（朱克勤）书：

　　“千里草上书，十日未下。夸兰达下来，说西边留看。心台冷笑一声。十一日，叫见面，说写旨下来，叫写明发痛驳。夫差拟稿尚平和，麻翁另作，诸君大赞（原注：‘是诚何心，尤不可行’等语，原底无之），遂缮真递上。良久未发下（他事皆发下），并原件亦留。另叫起耳君，怒形于色，上去见面，约二刻许下来（闻见面语颇负气），仍未发下。云：留着明日再说。十二日上去，未叫起。发下早事等件，心台等不开视（决意搁车），云：‘不定是，谁来看？’日将中，上不得已，将摺及拟旨发下照抄。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

　　先解释信中的“瘦词”“术语”。“千里草”，“董”的拆字，指董元醇。“夸兰达”，满语太监的音译。“西边”，慈禧。“心台”，“怡”的拆字，指怡亲王载垣。“叫”、“叫起”，指帝、后召见大臣。“明发”，明发谕旨，相当于传达到乡镇一级干部的公开文件。“夫差”，春秋吴王，指军机章京吴逢年。“麻翁”，军机大臣焦佑瀛，脸上“痘痘”太多，人称“焦大麻子”。“耳君”，即郑亲王端华，“郑”字有“阝”旁，故称“耳君”。“搁车”，搁置。

　　再通述一遍。军机章京和襄赞大臣、军机大臣都在一块办公，所以此信不但记录事态发展，还记录了各人言语神态。董元醇奏折递上去，慈禧看了一天，没有表态。载垣“冷笑”，代表了“肃党”的态度，就是不屑，没当回事儿。第二天，二后、大臣见面，肃顺等人回来，说二后不赞成“垂帘”，由军机处拟旨驳斥，并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处理意见。吴逢年写初稿，语气平和，气势不足，肃顺等人不满意。焦佑瀛重写，定下“是诚何心，尤不可行”的调子，非常严厉。拟旨交上去，二后认为话说得太绝，所以再次斟酌，甚而有“留中不发”意思，也就是低调处理，大事化小，不准备公开驳斥了。并叫端华去谈话，端华气冲冲去了，在谈话过程中很不理智，“声震殿陛”，把小皇帝吓得尿、泪俱下[35]。第三天，二后还没表态，于是载垣带领顾命大臣、军机处罢工，说不处理董元醇的摺子，别的事也不办了。直到十二日中午，二后“不得已”，同意公开批驳[36]。

　　这一仗，固然是肃顺等人胜利了，可是，全局却从此变坏。二后故意磨蹭几天，然后表态示弱，用意首先在麻痹“肃党”，其次则考虑到人在热河，身不由己，过早发生冲突，未免不能保障人身安全。而“肃党”果然入彀，以为经此一驳，底下不晓事的中下层干部不再敢发怪论，“垂帘”之事即可中止，顾命辅政的大局也就这么定下。而未意识到“垂帘”怪论实出于上峰授意，只是颠覆朝局这部阴谋交响曲的前奏。他们也不知道在京官僚们依然在恭王的布置下准备更言之有据的“恭请垂帘”摺，并讨论商定“垂帘”召见的礼仪细节。同时，面见二后时的嚣张言行，从热河传到京城，激起在京大臣们的公愤，他们中的多部分本就受过肃顺的气，由此，对“孤儿寡妇”的同情指数暴涨，对“悖逆亡法”的“肃党”更加痛恨。舆论既已如此，那么，违反祖制，支持“垂帘听政”，与违抗遗命，赞成“清君侧恶”，就可以并行不悖了。

　　“后党”都很冷静，知道他们这次的胜利，不过如朝露泡影，当不得真。此信的作者这评价他们：“二四者，可谓‘浑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帘，可以远祸，可以求安，必欲独揽其权，是诚何心”；伯牛案：“二四者”，二四得八，即指顾命八大臣。“后党”知道己方的实力和布置，今日小挫，不过是欲取姑予的“不得已”，“垂帘”是迟早要发生的。八大臣懵懂，自作聪明，所以是“浑蛋”，将来的下场一定不能“远祸”。

　　“后党”、“肃党”以外的骑墙派，也能看出其中的趋势。“密札”中有一封不知写信人、收信人姓名的“套格”密札，根据内容判断，就是某骑墙派在此时所写：“此事不久大变，八人断难免祸，其在回城乎？”当然，“后党”要发难，必须在回京之后。而具体准备回京后的操作程序，就需要恭王、胜保，一文一武，来热河面谈了。

　　七月十七日咸丰驾崩，九月一日恭王才来热河吊唁，于礼不合。拖延一个多月的原因，“肃党”对之有戒心，阻隔他与二后的接触，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则是咸丰遗诏顾命名单并没有他的名字，他要避嫌（前述咸丰病中也不许他来探问，可知嫌忌之深）；还有一个原因，则是不甘心脱离政治中心，欲有所作为，必须先做一番布置（例如安排周祖培整理“国故”，搜集垂帘掌故），做一些沟通（军机章京通信可以让他与二后保持联络；醇王福晋往来热河北京，也可以传递消息），都需要时间，所以赴热河吊唁反而不在急上。而在董元醇奏折被驳斥以后，“肃党”志得意满，戒备松懈；己方准备工作也差不多完成，需要和二后面议落实，恭王再提出到热河吊唁，就水到渠成了。

　　很多笔记都说恭王赴热河见太后，被肃顺等人当面羞辱了一番，恭王唾面自干，忍辱负重，才见到太后，定下大计。比较有代表性的描述，可以看薛福成的记载：

　　“恭亲王先见三奸，卑逊特甚。肃顺颇蔑视之，以为彼何能为，不足畏也。两宫皇太后欲召见恭亲王，三奸力阻之。侍郎杜翰且昌言于众，谓：叔嫂当避嫌疑，且先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肃顺拊掌称善曰：‘是真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究迫于公论，而太后召见恭亲王之意亦甚决，太监数辈传旨出宫。恭亲王乃请端华同进见，端华目视肃顺，肃顺笑曰：‘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王乃得一人独进见”[37]；

　　揣言摹色，颇有小说家习气。不但阻挠后、王见面，杜翰、肃顺甚至说开了“黄话”，亵秽不堪；而且“肃党”自动放弃共同进见、从旁监视的便利，尤不合逻辑。王闿运是“肃党”中人，所闻就接近事实：

　　“（恭王）、军机前辈也。至，则递牌入，谒梓宫，因见后”[38]；

　　恭王于咸丰三年入军机处，所以是“军机前辈”。他到热河行宫，亮出名片（“递牌”）就可以吊唁（“谒梓宫”）、面圣，并非如薛福成所记，历经磨难方能入见。最真切的见闻，则是当时身在热河的军机章京了，“后党”某章京的记述是这样的：

　　“恭邸今日大早到，适赶上殷奠礼，伏地大恸，声彻殿陛，旁人无不下泪。盖自十七以后，未闻有如此伤心者。祭后，太后召见。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不许，遂独对。约一时许方出。宫灯辈颇有惧心，见恭未尝不肃然改容，连日颇为敛戢。……自十七以后，八位见面，不过二三次，时亦甚暂。今则见面一时许，足见自有主宰”[39]；

　　“殷奠”，大祭。“宫灯”，指肃顺，繁体“肅”字，形状颇似宫灯。信中说得很明白，恭王先去吊唁，然后太后召见。杜翰、肃顺羞辱恭王，必无此事，否则不会说“宫灯辈颇有惧心，见恭未尝不肃然改容”。恭王主动申请与端、肃等人入内，倒是事实（“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但是太后“不许”，而不是端、肃自动放弃。而且见面谈了两个小时（“一时许”），甚为从容。

　　“肃党”某章京的记载也差不多：

　　“六兄来，颇觉隆重，单起请见，谈之许久，同辈亦极尊敬之”[40]；恭王排行第六，故信中称“六兄”。

　　以薛福成为代表的笔记作者们因为各种原因，不顾事实，捏造恭王面见太后情状，并制造一种双方斗智斗勇的戏剧气氛（甚至有笔记称后、王见面被严密监视，不敢多言，乃通过太监安德海在御赐食物时传递小纸条，才得以联络[41]），无非是要说明“宫灯辈”气焰嚣张，目无尊上，其心不可问，其罪不胜诛，并以此作为旁证，为“后党”锄奸诛恶乃至垂帘听政的行为，提供必要性和合法性的借口[42]。诋毁政敌，无所不至，乃是我国“史笔”的一个特色，读者诸君碰到此种笔法，一定多留个心眼，不要稀里糊涂就被哄骗过去。

　　恭王在热河呆了六天，“连日面圣”以外，与诸“后党”也有接触（包括醇王奕譞及某些军机章京），无疑就回京后的大小事情交换了看法，决定了做法。谋划极为详尽周到，连外交关系也讨论到了：“恭王对：‘非还京不可’；后曰：‘奈外国何？’王奏：‘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43]。

　　政变需要主持大局的谋主，也需要震慑敌人的武将。恭王揣着会议纪要回了北京，一周后（九月十四日晚），胜保装着“决心书”来到了热河。不过，他来之前，后、肃二党的矛盾就公开爆发了。起因在批驳董云醇的明发谕旨里面有“是诚何心”一语：

　　“皇考于七月十六日子刻特招载垣等八人，令其尽心辅弼，朕仰体圣心自有深意，又何敢显违遗训，轻议增添？……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

　　由“御史”说到“亲王”再说到“是诚何心”，言外之意，便骂到了恭、醇等王，所以奕譞大怒，威胁端、肃等人说：“俟进城讲话”；口不择言，盛怒之下泄露了机密。惇亲王奕誴在旁，立即“喝止之”[44]。后人都说醇王是个草包，看他“进城讲话”这句，就知此言不虚。当日他们俱在热河，虽然大计已定，但只要没回北京，就无时无刻不有杀身之祸。心狠手辣的政客，没有他这句话，也能通过蛛丝马迹发现他们的阴谋，有了这句话，一定毫不迟疑的“杀无赦”。全盘计划被他这句话打乱，并非不可能；小不忍则乱大谋，说的就是奕譞这种草包。草包不打自招，以肃顺疾如鹰隼、猛如雷霆的办事风格，他怎么毫无所动，继续一步步走进“后党”的圈套呢？

　　肃顺对“进城讲话”的反应，现在不得而知。但是，进城后，三人被捉，关在宗人府，他“瞋目斥端华、载垣曰：‘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据此可知，或在此时，或在否决垂帘提议时，或更早，肃顺就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而动了杀心，只是以端华、载垣为代表的大多数“肃党”反对，才没能利用掌控热河局面的有利条件，在进京前果断行事，粉碎“后党”的阴谋。他们的选择很多：例如，既然驳斥垂帘的明发谕旨已经下达各部、省，那么趁机纠出一两个口出异议的“亲王”，如醇、恭即可，罗织一些皇亲“干政”、违反祖制的罪名，就可取到杀一儆百，威慑在京“后党”的效果；或者，直接用“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明发谕旨中语）的理由，软禁二后，彻底接管中枢权力，亦未尝不可。成王败寇，反复无常：洞烛机先，先发制人，则是诛吕后、扶汉室的刘章；失机昧时，则是谥为叛逆的徐敬业。区别只在于做不做，而不在于该不该做，所谓“尽人事，安天命”矣。“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什么都不做，就只有束手就擒，身死名灭为天下笑了。肃顺为乱党“领袖”，却不得果行其志，乃被“肃党”所误，与之俱亡，其中冤屈，罄竹难书。后辈读史者能不扼腕太息、掩卷而去么？

　　奕譞一时冲动，激化了局势，胜保恰在此时到来。当日，举国都在用兵：湘军主力与陈玉成、李秀成、石达开周旋于鄂、赣、皖、贵，僧格林沁在淮北对抗捻军，疲于奔命。京畿附近，只有胜保的部队可以起到弹压的作用。他到热河，不啻是“后党”的定心丸，“肃党”的蒙头棒。但是，形势一发千钧，后党却不敢在热河动手，尚有隐情。胜保十四日夜里至行宫，“守黑道人”就去拜谒，劝他干脆在热河动手，免得夜长梦多。胜保却说端、肃等人“罪状未著”，冒然“兵谏”，师出无名，会遭受“恶名”[45]。八大臣顾命，奉有遗诏，天下皆知；董元醇建议太后垂帘，明发驳斥，也是天下皆知；如果不先公布罪状，制造舆论，而遽行捕治的话，不仅难以服众，更怕各地督抚（特别是手握重兵且风传与肃顺协洽的湘军将领）质疑，来个“反兵谏”。这种顾虑，并非一味的小心持重。

　　咸丰刚死，“肃党”内就有人以为辅政之事，不能仅依靠遗诏指派的八个人，而应该团结恭王，才能牢牢把握，所谓“亲贤并用”。也只有这样，才能将外间传说慈禧欲垂帘的计划消弭于无形。王闿运为此致书曾国藩，说“恭王宜当国，曾宜自请入觐”，申明母后不得临朝的祖制，依靠军事力量保障政权的平稳交接[46]。后、肃、恭三方势力，原是一个三角形，后、肃既不两立，谁能争取恭王，谁就能掌控大局。恭王的条件，无非就是重出任事；政变后，恭王成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就是明证。“肃党”未尝不能以此结纳恭王，而终不果行，原因还是骄愎二字所误。骄，是倚仗遗诏；愎，是不愿分权。慈禧一方，孤儿寡妇，能够垂帘就是大胜利，暂时分权给恭王，实在不是过分的条件。所以后、恭一拍即合，三角制衡之形变成胳膊拧不过大腿之势。不能予则不能取，吝于名则失于实，肃党在这种“大智慧”方面，确有欠缺。

　　恭王的条件，慈禧能够答应，胜保此行，也必有条件交换。政变后，立即擢升为兵部尚书衔镶黄旗满洲都统，算是一个证据。此外，更隐秘的承诺也当达成。只是他一贯“骄纵贪淫”，既得罪湘军，又控制不住苗沛霖、李世忠、宋景诗等降人，军事实力下降，所以反而给了慈禧一个“杀人灭口”的借口。同治二年，以“养筴贻患”、“挟制朝廷”的罪名，赐其自尽。临刑前，他要求见慈禧一面，管理刑部大学士周祖培断然拒绝。他这个要求见面的请求，说不定就是要求慈禧履行此前在热河定下的密约，亦未可知。

　　总之，胜保压住了阵脚，九月中旬以后，整个局面就全由慈禧、恭王控制，“肃党”无非尽职尽责，当好本色演员而已。九月二十三日，热河人员分成两批，同时出发，先后回京：肃顺护送咸丰的棺木，走得慢；二后、幼帝携同载垣、端华，轻车简从，走得快。肃顺应变能力强，所以让他护送棺木，待北京诸事俱备后即可万无一失将其拿下。载、端庸昧，肃顺不在边上，他俩玩不出花样，所以先行带回北京。

　　一个多月前，李慈铭按周祖培的嘱咐，写了一本《临朝备考录》。董元醇首先发难，恭请垂帘，奏折中并没有引用他的材料；此摺被严厉驳斥，周祖培并没有继续发难，李慈铭发牢骚，说周祖培胆子太小，并惋惜自己的学术成果不能有俾时政。却不知道他提供的材料已经变成了“核原料”，早就被制成原子弹。热河诸人还在路上，由贾桢（武英殿大学士）领衔，周祖培（体仁阁大学士）、沈兆麟（户部尚书）、赵光（刑部尚书）等人联名的奏折，就是这颗原子弹。这篇奏折，有破有立，破的是“赞襄”之义，立的是“垂帘”之礼；所以能“立”，靠的就是李慈铭的学术成果。这篇奏折，是政变由阴谋转为“阳谋”的标志，是向政敌发起总攻的号角，我们得认真学习一番。

　　董元醇建议垂帘，被否决，已经下过谕旨。虽然那是“肃党”执笔，但毕竟盖了公章，发了公告，算是做了了结。现在旧话重提，如何“破题”？“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礼不可稍渝，渝则弊生”；这就是破题。按照肃党的说法，遗诏之意，是咸丰帝主动将“权”“下移”给他们，不存在“替”的问题。那么，只有咬文嚼字，推陈出新，颠覆遗诏，才能证明权力“下移”并不可取。所以他们说：“臣等寻绎‘赞襄’二字之义，乃佐助而非主持也”，“今日之赞襄大臣，即昔日之军机大臣”，“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义也”；言语之间，就把“临时政府”降格为军机处。他们这话对不对呢，还真不好判断：“赞襄”当然是“佐助”，可是同治年少不能管事，“主持”的权力自然由顾命大臣代行。代行其权，自然就变成了“主持”。咸丰遗诏说让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不就是这个意思么？但是，政令出自天子，除了他，谁也不能“主持”“一切政务”。那么，若“赞襄”大臣实际在“主持”“一切政务”，就又不对了。绕来绕去，谁能说得清“赞襄”这两个字的含义？模棱两可的本质原因，就在于遗诏没有具体规定“赞襄”的岗位职能和运作程序，国家法律也没有相应条款可以遵照。要破除这个谁也说不清的“襄赞”之局，只有在八大臣外，另立“主持”，而让顾命大臣只履行军机大臣的职权。李慈铭搜集的史料这就派上用场了：汉朝邓太后、晋朝褚太后、辽国萧太后，“史册称美”，宋朝高太后，是“女中尧舜”，这些例子论证了太后临朝、管理国家的可行性，不但能管，还能管得很好。类似今日的具体情况，则可参照明神宗即位的形式，他的嫡母（即他父亲的皇后）、生母，在神宗十岁时，携手把持政务，“未尝居垂帘之名”，而有“主持”朝政之实，军国大事也都秩序井然。那么，与其让同样无名有实的襄赞大臣“主持”，何不干脆让两位皇太后“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呢？所以，奏折有破有立，破的是借“襄赞”之名，行“主持”之实的顾命之局，立的是无“垂帘”之名，有“听政”之实的便宜之策。

　　但是，无论怎么狡辩，这个奏折还是回避不了两个原则性错误：一则显然违抗遗诏，一则悍然破坏祖制。俗话说理直气壮，这个奏折说得天花乱坠，理也直不了。不能理直，那就只剩下气壮，所以胜保也上个折子，干脆不讲道理：

　　“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以臣仆而代纶音，挟至尊以令天下，实无以副寄托之重而餍四海之心。在该王等，不过以承写朱谕为词，居之不疑。不知我皇上以宗子缵承大统，天与人归，原不必以朱谕之有无为定。至赞襄政务一节，则当以亲亲尊贤为断，不得专以承写为凭。何也？先皇帝弥留之际，近支亲王多不在侧，仰窥顾命苦衷，所以未留亲笔朱谕者，未必非以辅政难得其人，以待我皇上自择而任之，以成未竟之志也……为今之计，非皇太后亲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

　　意思就是咸丰的遗诏也当不得数。一通糊涂闷棍，竟然将顾命大臣打成“挟至尊以令天下”的王莽、董卓之流。最搞笑的是自作聪明，还揣摩出咸丰临死之前的“苦衷”，并非病重不能“亲笔”，而是不放心载垣等人，所以故意卖个破绽，留待同治小皇帝再行“择而任之”一番。无中生有，强词夺理，那里称得上据理进言的奏折，简直是在讲演义体的评书。不过，蛮不讲理有蛮不讲理的好处，那就是既不依循理路，就没办法依循理路加以驳斥。胜保这种我是流氓我怕谁、无知者无畏的蛮横，反而比贾、周等人支吾其言、不可自洽的狡辩来得痛快。而这种奏折也公开让大学士、九卿、科道进行讨论，底下的明白人一看就知道今日局面纯乎是“有力者得之”，什么道理都是放屁了。这种奏折被我比喻为原子弹，并不是说它合理合法，具有震慑乱臣贼子的威力，而是指其具体使用而言。原子弹用在什么时候？就用在大家讲道理讲不清的时候。你有先帝遗诏，我有心理分析；你有祖宗制度，我有历史经验。反正对话没有基础，交流没有平台，不如扔一颗浆糊原子弹，一了百了。原子弹一扔，此后就不用讲道理，可以无法无天的进行政变了。

　　帝、后等人十月一日到北京，恭王率领大臣迎驾。二后当街哭诉“三奸欺藐之状”，周祖培公报私仇，假意问到：“何不重治其罪？”二后也装模作样：“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熟悉行政程序的周出谋划策：“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就像人大代表犯了事，先得人大常委罢免其代表资格，再行逮捕）；太后曰：“善”。恭王早就派人写好了治罪诏书，立即奉上，二后分别用印，签下了逮捕令。第二天，群臣朝会，恭王宣布拿问载垣、端华、肃顺的诏书，载、端还傻乎乎的质问：“我辈未入，诏从何来？”边上侍卫早就一拥而上，褫去二人冠带，押解宗人府。那边厢，肃顺刚到密云。时候已晚，正在床上和两个小妾玩“3P”。睿王仁寿、醇王奕譞带了人马前去捉拿，破门而入，从床上把他捉住，连夜解往北京。一日之内，三个首犯全部到案，所谓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47]也。

　　刑事拘留以后，就得审判、量刑。人是肯定得杀的，用什么罪状呢？十月六日的诏书是这么说的：

　　“载垣、端华、肃顺于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以赞襄王大臣自居，实则我皇考弥留之际，但面谕载垣等立朕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襄赞政务之谕。载垣等乃造作襄赞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亦敢违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条奏皇太后垂帘事宜，载垣等非独擅改谕旨，并于召对时有伊等系赞襄朕躬，‘不能听命于皇太后’、伊等‘请皇太后看摺，亦属多余’等语；当面咆哮，目无君上情形，不一而足。且屡言亲王等不可召见，意在离间。此载垣、端华、肃顺之罪状也”；

　　罗列的是“集团罪行”。就像前述奏折或者讲不清道理，或者不讲道理，此份诏书所谓“罪状”，也无道理可言，全是诬陷。第一条大罪，说咸丰“并无令其襄赞政务之谕”，三人“造作襄赞名目”；前从曾国藩日记引用了吏部咨转的咸丰遗诏：“七月十六日奉朱笔，皇长子现已立为皇太子，着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早已公之天下，人所尽知，难道是一张废纸？第二条，关于董元醇奏请垂帘。太后垂帘，就是违反祖制，载垣等依据祖制加以驳斥，义正词严，怎么不对了呢？“当面咆哮”不过是态度不好，属于工作作风问题，也能算一大“罪状”么？第三条，“屡言亲王等不可召见，意在离间”；亲王不得干政，是祖制；叔嫂当避嫌疑，是俗制。不让亲王召见，不就是维护制度、风化么？怎么称得上“离间”呢？所列“罪状”极不充分，根本站不住脚。接下来单列肃顺的罪状：

　　“肃顺擅坐御位。于进内廷当差时，出入自由，目无法纪，擅用行宫内御用器物。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并自请分见两宫皇太后，于召对时，词气之间，互相抑扬，意在构衅。此又肃顺之罪状也”；

　　“擅坐御位”、擅用御器这种事情，没有列出人证物证，极为可疑。在内廷“出入自由”，肯定经过咸丰首肯，不然不用等到今天才来治罪。“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说的就是逃难路上没有做好太后的饮食供应。“自请分见两宫皇太后”，则好像肃顺要对太后进行“性骚扰”，读者恐怕要偷笑。“词气之间，互相抑扬”，大概是肃顺劝慈安不要听信慈禧，慈安露了口风，被慈禧知道。所列各条，只有“擅坐御位”算得上死罪，可明显证据不足，以此定罪，太过牵强。

　　秦桧给岳飞定罪，叫“莫须有”，这份定罪诏书所列各款，还比不上“莫须有”来得清爽。否认遗诏“赞襄一切政务”之语，是不给先帝面子；责怪三人阻止垂帘，是不给祖宗面子；要较真的话，这不是“三奸”的“罪状”，而是二位太后的“罪状”，而是“朕躬”的“罪状”。就这么一份混淆是非、自相矛盾的诏书，却判了三人的死刑，其智可笑，其愚可叹。但是，当日满朝上下已无是非，千夫所指，都欲杀之而甘心。慈禧、恭王得偿所愿，成为政治核心；以周祖培为代表的官僚泄了私愤，抓了实权；被肃顺减去俸禄的在京旗人出了怨气。所以，不管如何可笑，多么冤屈，肃顺等人之死，还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意愿，不合法而合情，不得理而得势。

　　当日，载垣、端华赐令自尽。肃顺押赴菜市口正法。路上，因为经济利益受损而痛恨肃顺的旗人们一边高呼：“肃老六，你也有今天”，一边捡起瓦砾泥土扔向囚车，不一会儿，肃顺就“面目模糊不可辨”。但是，肃顺表现得很坚强，斗志至死不懈。行刑前，破口大骂，“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又不肯跪下，刽子手用铁锤敲断了他的小腿，方才就范，引颈受刃。是年，肃顺四十六岁。

　　其他“肃党”，没有大范围“捕治”，处理了十余人而已。陈孚恩发配伊犁充军。穆荫发往军台效力。其余景寿、匡源等人革职。并有旨，对其他与“肃党”有染人员，“宽大为念，不咎既往”，朝臣也“毋须再以查办奸党等事纷纷陈请，致启讦告诬陷之风”。揆以历代“党祸”，这次处理真算得上是菩萨心肠，但何尝不是政变成功者心虚理亏的藏拙之举呢？肃顺等人遵旨行事，固然无“党”，不“讦告诬陷”，又到哪里去查办“奸党”？慈禧、恭王等人内外勾搭，结党谋私，才是当之无愧的“奸党”。贼喊捉贼，盗而无道，不适可而止，大事化小，岂不弄巧成拙？

　　十月五日，以“祺祥”二字意义重复[48]，改明年年号为“同治”[49]。“祺祥”以肃顺身首异处告终，“同治”以慈禧坤纲独断开场。此后，经历了一段回光返照的短暂“中兴”，“独治”的慈禧带领“我大清”亿万子民走上了一点也不“祺祥”的单行道。

[1] 此篇综合《清史稿》、王闿运《湘绮楼文集》、薛福成《庸庵笔记》、文廷式《闻尘偶记》、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吴庆坻《蕉廊脞录》、徐珂《清稗类钞》、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李孟符《春冰室野乘》、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徐仁钰《一士类稿》诸书，参杂成文，不复一一标注。
[2] 《清史稿·本纪》卷二十一《穆宗本纪》一：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定年号祺祥。
[3] 《清史稿·本纪》卷十九《宣宗本纪》三。
[4] 清制，考卷评语，由高到低分为优通、明通、平通、有疵、荒谬、不通六等，疵蒙谬累则比“不通”更差，考生要罚停两科，正、副考官没有先行点出，则要扣三个月工资。
[5] 《清史稿·列传》一百七十六。
[6] 二事参见叙曾、左事迹之专章，此篇不赘。
[7] 又有所谓肃门湖南六子者，在五人以外，加上一个严咸。严，字受庵，湖南溆浦人。见《清代野记大观》。
[8] 王闿运《湘绮楼诗集》卷十七《夜雪后集·周甲七夕词六十一绝句》第十四首及自注。
[9] 圆明园中侍起居者有“五春”之名。天地一家春，慈禧所居。其他四春，分别是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牡丹春，则都是汉族女子居所。王闿运《湘绮楼诗集》卷八《圆明园词》所谓“袅袅四春随凤辇”，即谓此四女。严格来说，慈禧是贵妃，其他四春出身汉族，例不得封为妃嫔（顺治以汉女为妃，乾隆以回女为妃，是清帝中封满族以外女子为妃的特例），不可与相并论；合称“五春”，当是民间俗称，不顾及等级尊卑的区别，立说不尽严谨。
[10] 王闿运生动描写了当时“诱击”的场面：僧格林沁托名团练，在大沽布防。敌舟近岸，见陈兵，问此是何军。曰：团练也。问：欲战乎？曰：本备他盗。问：汝僧王何在？曰：不知也。于是敌兵上岸，僧军开炮，击沉两艘，击坏两艘，其余船只逃走。（见《湘绮楼诗集》卷九《独行谣》自注）
[11] 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卷上。
[12] 王闿运《湘绮楼诗集》卷八《圆明园词》及自注。
[13] 见王闿运《湘绮楼诗集》卷八《圆明园词》“敌兵未爇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自注。
[14] 小说中说他有二妾，当他著书写作时，一妾磨墨，一妾画格子，“极人世之艳福”。
[15] 《清代野史大观》就明说：“英法联军入京，内阁中书龚自珍之子龚橙导之毁园”。
[16] 其事见杨圻《檀青引·序》。
[17] 二后在生活待遇上受到虐待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北京。也许从这个时候，“肃党”、“后（恭）党”就已经有了雏形。李慈铭在日记里记下了来自热河的传闻：“上有宣索，三人则先意进奉，而抑制宫眷，供应极薄。中宫上食，不过一羹、一胾、饭一器而已，贵妃以下，月给膳钱五千”（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二后用餐标准，一荤一汤一饭。按照当时二千钱兑换一两银子的汇价，贵妃以下，每月伙食费竟然只有二两五钱。灭门之祸，萌于饮食之微，得无慎乎？
[18] 《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司马贞《史记索引》、裴骃《史记集解》。
[19]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或传咸丰时，大学士肃顺曾秘疏请文宗行钩弋故事，故孝钦听政，首除肃顺”；伯牛案：“秘疏”似不可信。此等密要之事，面谈可矣，不宜书奏。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引惜阴老人言，谓李文田云，咸丰末年，文宗厌慈禧专权，谋于肃顺。肃请用钩弋故事，文宗濡需不忍。无何，醉后漏言此事，慈禧闻之，遂恨肃顺。伯牛案：此似近于事实。
[20] 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卷上“文宗密谕”条。
[21] 曾国藩在日记里记录了吏部蓝印咨转的咸丰遗诏：“七月十六日奉朱笔，皇长子现已立为皇太子，着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日）。
[22] 同治十二年正月乙巳，两宫皇太后以亲政届期，下懿旨宣布归政于帝。丙午，同治亲政。这年，同治十八岁。八大臣倘若不被铲除，辅政的期限也当在此年。
[23] 八大臣排名固然以载垣领衔，实权却掌握在肃顺手中。远在两年前，肃顺就是这帮人的领袖了：“肃顺恃恩眷，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相为附和，挤排异己，廷臣咸侧目”（《清史稿·列传》一百七十四）。
[24]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民国三年三月十八日日记。
[25] 王闿运《湘绮楼文集》卷九《法源寺留春会宴集序》。
[26] 清代六部编制，尚书二人，侍郎四人，满、汉各居其半。内阁学士位置虽高，其实无权；若未入军机处或未兼部门尚书，则跟退休差不多。
[27] 祁、肃不合，对湘军曾、胡的不同态度，也是主要原因。“军兴财匮，议者试行钞法，又铸当百、当五百大钱，皆行之未久而滋弊。尚书肃顺同掌户部事，尚苛刻。又湘军初起，肃顺力言其可用，上乡之，俊藻皆意与龃龉，屡称病请罢，温诏慰留。四年冬，复坚以为请，乃允致仕”。翁、肃之争，则纯为“反腐倡廉”有以致之。“十年，户部迭兴大狱，肃顺主之，多所罗织。怡亲王载垣等会鞫，谓司员忠麟、王熙震以短号钞兑换长号，曾面启心存。心存回奏：部院事非一二人所能专政，断无立谈数语改旧章之理。载垣等遂请褫顶带归案讯质。文宗鉴其诬，仅以失察议处，免传讯，议降五级，改俟补官，革职留任。复以五‘宇’商号添支经费，心存驳令议减，未陈奏，司员即列入奏销，下严议，革职留任”。（具见《清史稿·列传》一百七十二）
[28] 《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咸丰二年，因天变上疏论时政，言甚切直，略谓：“广西贼势猖獗，广东、湖南皆可忧。赛尚阿督师无功，请明赏罚以振纪纲。河决不治河员之罪，刑轻盗风日炽，应明敕法以肃典常。臣工奏摺多留中，恐滋流弊。一切事务，硃批多而谕旨少。市井细民，时或私论圣德。”疏入，下枢臣传问疏末两端，令直言无隐。覆奏曰：“硃批因事垂训，臣工奉到遵行，他人不与闻，非若谕旨颁示天下。近日诸臣条奏虽依议，而原奏之人不知；交部重案，覆奏依议，外人并不知作何发落。古者象魏悬书，俾众属目。似宜通行宣示，以昭朝廷之令甲，而杜胥吏之蔽欺。至愚贱私议，或谓皇上励精之心不如初政，或谓勤俭之德不及先皇。今游观之所，焕然一新。释服之后，必将有適性陶情之事，现在内府已有采办犁园服饰以备进御者。夫鼓乐田猎，何损圣德。然自古帝王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书曰：‘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诚不可不察也。”文宗不怿，明谕指驳，以其意存讽谏，不之罪也。寻因自行撤回封奏，降四品京堂。
[29] 沃丘仲子（费行简）《慈禧传信录》。
[30] 九门提督是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的简称，又称步军统领。武职从一品。历来由皇帝亲信的部院大臣担任，主要任务为卫戌京城和维持京城治安。直接接受皇帝指挥，不隶属顺天府。
[31] 此二信及下文陆续引用的“密札”，共有十二封。此批信件从朱克勤家流出，民国间被张元济主持的涵芬楼收购。民国二十一年，日军空袭上海，涵芬楼毁于火，此批信件也随之消失。但是，此前吴庆坻、高劳、黄濬等人都有所钞录。吴氏《蕉廊脞录》节录数函，黄氏《花随人圣庵摭忆》则全部抄录了高氏的整理笔记，自己也有注释。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利用这些珍贵的材料，最大限度接近热河当日政争的真相。
[32] 王闿运《湘绮楼文集》卷九《祺祥故事》：“继而高延祜上请垂帘，本后意也。以示顾命臣，肃顺即言：‘按制当立斩’。孝贞心怍焉，即曰：‘我辈不用其言足矣，不必深求’”。王此处误记董元醇为高延祜，吴相湘辨之甚详，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
[33] 他把这个条陈称为《临朝备考录》。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十月朔日记。
[34] 李慈铭中进士前，捐了个户部郎中，于是自称“赀郎”。但是一直补不到实缺，没地方开工资，生计甚为潦倒，他曾自书一联挂在寓所门口：“保安寺街藏书三万卷，户部员外补缺一千年”；可见他的落魄。
[35]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一日。
[36] 密札中那封“套格密札”也记述了当时情景：“是日见面大争，老杜尤肆挺撞，有‘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语，太后气得手颤。发下后，怡等笑声彻远近”；“老杜”，顾命八大臣内的军机大臣杜翰，即咸丰老师杜受田之子。“怡”，指怡亲王载垣。
[37]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一“咸丰季年三奸伏诛”条。
[38] 王闿运《湘绮楼文集》卷九《祺祥故事》。
[39] 九月初一日，樵客致黄螺主人札。
[40] 此批书信中有一封“黄笺密札”，即前已引用者，确信为“肃党”某人所作，
[41] 沃丘仲子（费行简）《慈禧传信录》。
[42] 咸丰十一年十月六日谕旨，宣布“肃党”罪状，就有“屡言亲王等不可召见，意在离间”之语；咸丰七月中刚死，肃党未尝不阻止恭王来见；但是九月恭王来热河，肃党并未阻止。圣旨故意语焉不详，诸笔记也就发挥“想象”，大肆进行“文学创作”了。
[43]王闿运《湘绮楼文集》卷九《祺祥故事》。九月初二日信（无写信、收信人姓名）也说：“昨见面，后以夷务为问，邸力保无事，又坚请速归”；与王文互相印证，若合符节。
[44] 九月十六日，守黑道人致结一庐主人札。
[45] 九月十六日，守黑道人致结一庐主人札。
[46] 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卷一。世间传言王闿运劝曾国藩造反，目前没有可靠资料；但是劝曾国藩进京“主持朝纲”，则应有此事。年谱说曾国藩“恐蹈权臣干政之嫌，得书不报”，则是对此事保持沉默，静观其变。但风声肯定传出来，北京方面不得不有所顾忌。
[47] 后、恭的做法，如前所述，不合理不合法，悍然行之，不就是“掩耳盗铃”么？
[48] 《尔雅》卷三《释言》：“祺、祥也”。
[49] 《尚书·周书》：“同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