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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与南诏之间的战争，有两个阶段：一是以天宝年间阁罗凤出兵讨杀云南太守张虔陀为发端，以贞元十年的点苍山会盟为结束。二是元和之后，尤其以太和三年南诏入寇成都为标志，南诏酋龙即位后连年进攻唐安南、西川为高潮，直至于酋龙死后双方再次和议，约为“舅甥”而结束。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后一阶段。
元和乾符间战事与天宝贞元间战事的不同之处，笔者以为有二：
其一是天宝贞元间，南诏对唐战争的基石在于依附吐蕃的外交政策。天宝战事的起因是阁罗凤杀张虔陀，而杀张在于张对南诏侮辱欺压太甚。继而剑南西川节度使鲜于仲通讨伐南诏。《旧唐书》卷一九七：“阁罗凤遣使谢罪，……请还其所虏掠，且言：“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仲通不许，囚其使，进兵逼大和城，为南诏所败。自是阁罗凤北臣吐蕃。”又，《新唐书》卷二二二：“揭碑国门，明不得已而叛，尝曰：“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此碑即为“南诏德化碑”，今尚存）可知南诏依附吐蕃实属无奈。之后，南诏为吐蕃前驱，屡屡攻唐，更是局于现实，不得已而为之。而吐蕃贪得无厌，驱使太甚，南诏不堪忍受。《旧唐书》卷一九七：“吐蕃役赋南蛮重数，又夺诸蛮险地立城堡，岁征兵以助镇防，牟寻益厌苦之。”因而郑回与韦皋方有交涉余地，卒成贞元十年之盟。可以说这一阶段，南诏对唐的军事行动，其基本立足点在于附吐蕃以图存，从某种角度来说，是被动而非自发的。而元和乾符间吐蕃逐渐衰落，尤其是武宗会昌二年吐蕃达磨赞普死后，国内大乱，南诏已无联蕃抗唐的可能。因而该阶段南诏对唐战争，则出于自发，是独立主动的。这点在酋龙在位期间尤为明显。
其二，天宝贞元间南诏的军事行动集中于东西两川，而元和乾符间则各处出击，尤以咸通间为最甚。《新唐书》卷二二二：“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南诏军事行动规模的扩大，当然有实力对比此消彼长的原因在其中。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中已有论述：“然则，宣宗末世南诏始大为边患。其强盛之原因则缘吐蕃及中国既衰，其邻接诸国俱无力足与为敌之故，此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也。”此毋庸赘论。而笔者以为，元和乾符间唐诏战事再起以及南诏在此期间对外战争规模的扩大亦可视为其内部权力斗争外化之结果。
《新唐书》卷二二二：“元和三年，异牟寻死，诏太常卿武少仪持节吊祭。子寻阁劝立，或谓梦凑，自称“膘信”，夷语君也。改赐元和印章。明年死，子劝龙晟立，淫肆不道，上下怨疾。十一年，为弄栋节度王嵯巅所杀，立其弟劝利。诏少府少监李铣为册立吊祭使。劝利德嵯巅，赐氏蒙，封“大容”，蛮谓兄为“容”。”
《通鉴》卷二三九元和十一年条：“（二月）南诏劝龙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栋节度王嵯巅弑之，立其弟劝利。劝利德嵯巅，赐姓蒙氏，谓之“大容”。容，蛮言兄也。”
由上可知，自元和年间南诏王嵯巅弑君擅立，掌握了大权，乃至《旧唐书》中有称“其王蒙嵯颠”者。其后南诏即出兵四处劫掠。一般论及唐诏间战端重开，都以太和三年南诏入寇两川为首。而邓承礼《南诏大理国军事史略》中则称：“唐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南诏攻唐安南都护府（今越南北部）。”此事不载于《旧唐书》、《通鉴》，唯见于《新唐书》卷七：“(五月)丁亥，云南蛮寇安南。”王嵯巅弑君发生在二月，南诏入寇在五月。由此可推论，王嵯巅在夺权之后，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出兵树立为信，并以劫掠来的人口财货用来封赏，消弭国内的不满、不安情绪。此后，太和三年，南诏陷巂、戎、邛州，劫掠成都；太和五年，寇巂州，陷三县；会昌六年，寇安南。除了对唐朝边地进行劫掠外，据樊绰《云南志》：“蛮贼太和六年劫掠骠国，虏其众三千，隶配柘东，令自给。……大和九年曾破其国（弥臣国），劫金银，掳其族三二千人，配丽水淘金。”——这些都是在王嵯巅专权期间内。此外，《云南志》有记载而失其纪年的对外用兵，尚有对昆仑国、女王国、真腊国的入侵。南诏一再入寇，主要目的在于掠夺人口物资，并无久据唐地、与唐公然为敌的打算，而且王嵯巅或许还害怕激怒唐朝，导致大举报复，以至威胁其地位的考虑，因此在犯边之后，又遣使谢罪，唐廷也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因而唐诏关系并未彻底。《旧唐书》卷一九七：“明年（太和元年）正月，其王蒙嵯颠以表自陈请罪，兼疏元颖过失。国家方事柔远，寻释其罪，复遣使来朝。五年、八年，亦遣使来贡方物。开成四年、五年，会昌二年，皆遣使来朝。”
直至大中十三年，酋龙即位，大军将段宗牓诛杀王嵯巅，南诏又一次发生政变。之后，酋龙自立为帝，与唐连年交兵。对于酋龙对唐进攻，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认为唐朝坚持避帝王名讳（酋龙犯玄宗讳），拒绝册封，是其兴兵的起因；而唐朝在西川、安南边事处置失当，也引发了当地部落结引南诏入寇。对此，笔者认为：以册封一事，来解释近二十年的交战，并不甚妥当。何况，酋龙既自称为帝，其对唐册封的南诏王号必然也不会再有太大渴求。而唐处置边事失当，虽是实情，但若南诏谨守边界，纵有部落勾结，也不会兴兵。因而酋龙的穷兵黩武除了怨恨唐朝和个人野心的膨胀之外，仍有出于用对外战争的胜利来树立威信、以掠夺的物资封赏来笼络人心的考虑。因而即位之初，就“遣兵陷播州”。之后，从大中十三年至咸通七年，八年间年年兴兵入侵。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王嵯巅弑君和杀王嵯巅这两次政变之后，都伴随着南诏对外军事行动的高峰。这种情况，就清楚的说明了南诏对外战争是内部权力斗争外化之结果，其性质是掠夺性的，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外征的胜利，树立统治者权威，并依靠对战利品的分配来解决权力阶层的内部问题。
作为直接与南诏接壤的唐剑南道西川、东川两镇，在元和乾符间一直是南诏侵扰的对象，而两川防务之薄弱也是非常明显的。笔者以为，其原因主要在于朝廷有意制约两川节度使的权柄。对于唐廷来说，两川不仅是赖以“转进”的最后基地，还是重要的财政来源，——尽管东南赋税相对来说数量更大，但毕竟远隔数千里，转运不易，更曾发生过叛镇火烧漕运的重大事件，可以说存在着种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而西南赋税毕竟距离较近，可以直达京畿，也相对安全，有保障。因此在两川形成半独立状态的藩镇，是唐廷决计不愿意看到和不能允许的。
张国刚在《唐代藩镇研究》中将藩镇分为四种类型：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并称：“河朔型以外的中原、边疆、东南型藩镇都是非割据藩镇。其中仅以泽潞……西川刘辟（边疆型、西南边）、浙西李锜（东南型）曾有短暂的叛乱。但总的来说，这里是顺地，而非反侧之地。”然而考究实情，两川的情势并非如此乐观，而曾有成为割据型藩镇的危险。
代宗时，崔宁攻杀反对派而占据西川，朝廷只得承认既成事实。“自宁擅制，朝廷失外府十四年矣……赋税入天子者与无地同”。直至崔宁来朝，朝廷才得以“换授他帅，以收其权，得千里肥饶之地”。德宗时，韦皋治蜀二十一年，尽管他在西南边防上卓有贡献，且对朝廷一直保持恭顺，但他着意培植自己的势力，使唐廷几乎已经失去了对西川的实际控制权。《剑桥中国隋唐史》：“但是，由于他终身留任此职，他具有无可比拟的机会使自己所治的藩镇成为一个高度自治的地区，以致与东北诸节度使毫无二致。主要的区别是他一直坚定地忠于皇帝……”《旧唐书》卷一四〇：“皋在蜀二十一年，重赋敛以事月进，卒致蜀土虚竭，时论非之。其从事累官稍崇者，则奏为属郡刺史，或又署在府幕，多不令还朝，盖不欲泄所为于阙下故也。”至其晚年，进而要求统领两川及山西南道。对此，《旧唐书》的编修者已经看到了潜在的危险：“而韦公季年，惑贼辟之奸说，欲兼巴、益，则志未可量。”韦皋死后，“刘辟阶其厉，卒以叛”，虽然很快被高崇文平息，然而刘辟的叛乱与川将大多附逆，这不能不说是韦皋努力营造小集团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崔宁、韦皋、刘辟三代西川节度，从擅夺职位、逼迫朝廷承认，到营造小集团、把持属州的人事权，最终形成武装叛乱，其离心倾向已经非常明显。唐廷若不采取措施，则凭借两川的地利，西川实有演化为河朔三镇公然割据局面的危险。因此，尽管宪宗最初对于平刘辟尚迟疑不决，但从宪宗朝极力削平藩镇的长远形势来看，平定西川，既是巩固战略后方的必要步骤，也是维持军费开支来源所必须的。
为了防止西川再度发生叛乱，唐廷采取了频繁置换节度使的方法。有人统计，自平刘辟的元和元年至乾符六年，担任三川（西川、东川、山西南道）节度使的共计九十三人。这样使得节度使无法长期在蜀，也就无法培植割据的势力基础，而其恶果就是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无法维持长期有效的治理，导致边备废弛。太和后，与南诏的战事吃紧，这一弊病终于暴露出来。蜀兵不惟战斗力极差，不堪使用，而且数量亦不足。
李德裕在杜元颖之后出任西川节度，他对西川防务提出的意见，正可以反映时弊。《通鉴》卷二四四太和四年条：德裕上言：“通蛮细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镇守，可保无虞。但黎、雅以来得万人，成都得二万人，精加训练，则蛮不敢动矣。边兵又不宜多，须力可临制……”时北兵皆归本道，惟河中、陈许三千人在成都，有诏来年三月亦归，蜀人朏惧。德裕奏乞郑滑五百人、陈许千人以镇蜀。且言：“蜀兵脆弱，新为蛮寇所困，皆破胆，不堪征戌。若北兵尽归，则与杜元颖时无异，蜀不可保。恐议者云蜀经蛮寇以来，已自增兵，向者蛮寇已逼，元颖始捕市人为兵，得三千馀人，徒有其数，实不可用。”由上可知，蜀兵不仅不堪战阵，而且数量严重不足。——从李德裕的口气看，在川唐军远远不足他认为必要的三万之数。李德裕不得不借重北兵，而他可用的北兵只有区区一千五百人，欲要抵抗常备军三万，动员后可至十数万的南诏，无异天方夜谭。
太和后，朝廷对西川防务的政策采取节度使主要从中央官员中简拔，如杜元颖、李德裕、路岩、牛丛，都是文官，如高骈，则是出身神策军；守川部队则倚重各地藩镇戍兵。由于藩兵较为善战，即使数量较少，有时也能起到重要作用，以忠武镇的黄头军为例：
《通鉴》卷第二五一咸通九年条：“窦滂自将兵拒蛮于大渡河，骠信诈遣清平官数人诣滂约和，滂与语未毕，蛮乘船筏争渡，忠武、徐宿两军结陈抗之。滂惧，自经于帐中。徐州将苗全绪解之，曰：“都统何至于是！”全绪与安再荣及忠武将勒兵出战，滂遂单骑宵遁。三将谋曰：“今众寡不敌，明旦复战，吾属尽矣。不若乘夜攻之，使之惊乱，然后解去。”于是夜入蛮军，弓弩乱发，蛮大惊，三将乃全军引去。“
《通鉴》卷第二五二咸通十一年条：“（二月）朝廷贬窦滂为康州司户，以颜庆复为东川节度使，凡援蜀诸军，皆受庆复节制。癸巳，庆复至新都，蛮分兵往拒之。甲午，与庆复遇，庆复大破蛮军，杀二千馀人，蜀民数千人争操芟刀、白棓以助官军，呼声震野。乙未，蛮步骑数万复至，会右武卫上将军宋威以忠武军二千人至，即与诸军会战，蛮军大败，死者五千馀人，退保星宿山。”——颜庆复、宋威都是忠武军的将领。
然而唐廷在西川防务上倚重诸藩兵马的办法，却有不可克服的弱点。一旦有事，慌忙调集四处藩镇部队，由于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往往援军未至，首当其冲的巂州、戎州、雅州、嘉州已经陷落，西川唐军已经溃不成军。维持藩镇戍川，又必须花费大量的钱粮，所以一旦无事，就召还戍兵。此外，戍兵也不能让其久驻在外，否则士卒怨望，就会发生兵变。这一点除了庞勋的例子之外，在此再举一例。《通鉴》卷第二五二乾符二年条：“去岁，感化军发兵诣灵武防秋，会南诏寇西川，敕往救援。未至成都，蛮退，遣还；至凤翔，不肯诣灵武，欲擅归徐州。内养王裕本、都将刘逢搜擒唱帅者胡雄等八人，斩之，众然后定。”戍川离不开藩兵，而藩兵戍川又有以上难题，遂使西川防务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能战之兵永远不足，各处藩兵疲于奔命的境地。
假设任命确有军事才干的人才为节度，统领两川全局，以各藩戍兵为基干，并对蜀兵严加训练，然后逐渐削减戍兵，最终达到依靠蜀兵卫蜀。这或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办法。蜀兵并非不能练成精兵。《新唐书》卷二二二：“又选悍士三千，号“突将”，为长刀、巨挝斧，分左右番休，日隶于军，士心侈欲斗。……二月，蛮以云梁、鹅车四面攻，士叫呼，鹅车未至，陴者以巨索钩系，投膏炬，车焚，箱间蛮卒尽死。耽遣李壽、张察率突将战城下，俘斩二千级。”然而以上措施，又无疑会导致节度拥兵自重，给予其培植割据的土壤。——唐廷为制约河北三镇，在中原建立了诸多藩镇，而中原藩镇最终又与河北三镇一样，脱离了中央的控制，就是培植藩镇反而导致恶果的最好例证。而这正是已经吃尽藩镇苦头的唐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
综上所述，元和乾符间唐诏战争中唐朝在西川防务上的被动局面，源于唐朝为了防止在重要后方的两川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所采取的措施。局于应对现实危险（边患、叛镇）和预防潜在危险（出现新的割据藩镇）的两难境地，唐廷很难、最终也没有找到制衡的办法。因此，西川防务的危机，并非完全由于南诏军力强悍所造成，实有其必然的内在因素。
参考书目：
《新唐书》 中华书局
《旧唐书》 中华书局
《资治通鉴》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十五史补编》 开明书店
《云南志校释》 中华书局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寅恪 三联书店
《剑桥中国隋唐史》 【英】崔瑞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隋唐五代史》（上、下） 王仲荦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一） 方国瑜 中华书局
《唐代藩镇研究》 张国刚 湖南教育出版社
《南诏史话》 李昆声 祁庆富 文物出版社
《南诏大理国军事史略》 邓承礼 云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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