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贾，行曰商，处曰贾。前者指通物者，后者指居卖物者。商人在中国古时，是一个带有歧视色彩的职业，二千多年有意识的压制使其被排在四（／五）民之末。提起奸人想到商，俗语“无商不奸”、“官商勾结”，十来岁的学童也能张口就来。雅点，“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是一贯以来，商人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形象，永远与忠信节义相对立。但，是否仅是因其重利的特性决定了他日后为世人“唾骂”的命运？“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管子·侈靡），个人认为这才是真正点出了武帝革新的原因所在，撩开了致使商人“贵族”死命的“真凶”之面巾。
　
　　对于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后来人，大多是抱以肯定敬赞的态度。自由学术的兴起，百家争鸣，开天下之风气。但事物的发展、壮大、变化，总有其过程及促因，商人亦不能免。因此，持有商人自旦始就出自市井里巷、游走贩物的观点是错误的。以农为例，奴隶——农奴——自耕农，所以，自由商人是不可能出现在春秋之前的时代的。

西周之商人——贵族府第中的世袭差役

　　古，人有上下等级之分，“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左传）世卿世袭的贵族制度在西周逐步成熟，“王、公、大夫、士”以外的一干人等，不论等级、职业，皆是被奴役的对象，若要大致区别一下，无需十等，只贵族与非贵族之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非贵族是不具有自由的。贵族被授封地及封地内的人民，当然其中也包括商人。“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晋语）——“工商食官”确定了当时商人为贵族私人奴役的身份，他们以物易物，根据所属贵族的需求流通货物，绝非自主经营。

　　“殷人兄终弟及，周人父子相传，封建制从父子相传制来。”（殷周制度论）按宗法，嫡子享有继承其父封地或爵位的绝对权力，唯独对封地奴役的生命极限是没有决定权的，因而，贵族利益的父子世袭，必定要求其民的义务同样地罔替下去。“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春秋后的管仲在齐变法中的这一提案，也就不难理解和认同了。在左传中，鲁昭公十六年，记载着这样一件事——韩起向郑伯请求郑商拥有的一块玉环，子产以不是公家府库的物品而予以拒绝，后韩起亲自去向郑商求购，商曰：“必告君大夫”，韩起又转而去询问子产，子产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子周……世有盟誓……”。贵族的世袭是自愿的，而非贵族的“世袭”却多为被迫。但由上也可看出，春秋时，商人已渐转为自由经营，不再隶属政府，但在西周，商人却只可以说是贵门下的一个“世袭差役”而已。

东周之商人——自由的富人

　　土地私有制的完善是奴役转为平民（／自由民）的根本性决定条件。春秋至战国末，共有两次各国相继对土地制度变法的运动。

　　春秋时期，周室王权已衰，因而致使诸侯间因土地和奴役等资源的占有相互侵伐，原先封分的领地的划定势必发生很大的变动，掠夺或丢失的土地无需周王室的承认而被默许。土地国有变为了土地贵族私有，“简子赐扁鹊四万亩”（史记·扁鹊列传）。其时，另一方面，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工具的改进、铁器的运用，农奴已不必依赖贵族的协助，熟练地掌握了农耕的各方面技能。于是，在民间私下开垦荒地，隐匿不报，“黑私田”大量出现。“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汉书·食货志），此为当时世态的最好写状，上有对土地的掠夺，下有荒地的开垦，“田里不粥”的旧制受到挑战。借于此状，贵族们不得不面对“公田不治”而导致的大片领地耕地荒废，国势受到威胁的而对奴役进行“妥协”，权衡之下，由齐国带头，掀起了东周时第一次诸侯各国土地制度的改革运动。管仲的“案田纳税”承认了“黑私田”的合法性，一部分人随即由奴役转为了自由民，紧接着，鲁国的“初税亩”、楚国的“书土田”、郑国的“作丘赋”、秦国的“初租禾”（管子、左传、史记·六国年表），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测量了耕地的数量，一律按亩数纳税，缓解了公、私田之间的矛盾。由此而获得自由身的商人，在各国初时的便商政策——“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国语·晋语）中，小部分逐渐富有起来。

　　直到战国，由李悝、吴起、商鞅等人在各国中的变法，第二次对土地私有制进行了完善，从根本上，真正废弃了井田制。
１、贵族特权的削弱
　　“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韩非子）、“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史记·吴起列传）、商君的二十等爵制，以军功授爵（商君书）等，或多或少地都裁减了不执政的或无权的贵族，按此消彼长之原理，平民阶级（包括商人）的社会地位随之上升。
２、土地的自由买卖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制，除井田，民得买卖”（食货志），土地重组兼并。商人地主应运而生。

　　春秋战国时期，商人能经营的门类已十分广泛，大致有——冶铁、煮盐、采矿、畜牧、种植、织造等。巨富大贾始出，“家财巨万、僮千人、与王者埒富、与国君分庭抗理……”（史记·货殖传）

秦之商人——社会的中层力量

　　春秋战国时的商人，虽富有却不贵重。由于其时常流动于各诸侯国之间，利用智巧、囤积居奇，往往可获得数倍乃至数十倍于原先的利润，被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基本上，政府对其既不着力压制、亦不刻意推崇，任其发展。于是，商人便处于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的经营状态下，反而吸引了不少非世商者转而经商，如范蠡、子贡、白圭等。

　　秦在商鞅变法之前，就有穆公的“使贾人载盐，征诸贾人”（说苑·臣术）和献公的“初行为市”（史记·始皇本纪）等利商政策。井田废除之后，为田开阡陌，并改变了田赋的收取方式，“秦废井田之制，任民耕种，不计多少，于是舍地而税人，征赋二十倍于古。”（通考·田赋考），这是秦国与其它同时期的诸侯国在田赋制上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旁的诸侯国虽也相继废弃了井田制，但仍旧是因地而税，秦为何要舍地而税人？这恐怕与秦一贯的征战策略有关。战国中、后期，秦势力四下扩张，攻城略地，国家土地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增长，为了要加固在新征地方上的势力政权，因而，就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迁民，“秦惠王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华阳国志）、“昭襄王二十一年，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史记·秦本纪），再者，郡邑的归属也时常变化，人员的流动就变得异常频繁，各地方民众的杂处，运生出来的就是商机，频繁的迁徙、版图的收放势必无法很好的计量土地，税人则成为了战时秦更方便也最实用的田赋制度了。但同时，也由此派生出了另一个新的问题——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土地兼并严重，地主势力日渐壮大，“夏之贡，殷之助，周之籍，皆十而税一，善因地而税，秦则不然，舍地而税人，故地熟未盈，其税必备，是以贫者避赋役而逃逸，富者务兼并而自若。”（通典·食货），直到始皇三十年，才下令“黔首自实田”（始皇本纪）。贫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大多转为投身富庶人家，宁愿委身作奴役或受雇于地主成为一名无地的佃农。此时，商人为了扩大产业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商人与工农的贫富差距逐渐形成拉大。

　　秦并六国后，于外，统一了度量衡、复行钱、车同轨、书同文、筑甬道等，促进了全国商业的发展；于内，降富民、“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货殖列传）迁豪富，“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始皇本纪），肯定了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

　　商人买官早在秦前就有，“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耕而食”（韩非子·显学），但真正在政府内起用商人的，还要首推始皇帝，也正是因此，决定了日后代秦者，必商贾也。始皇在合并了七国版图后，采纳了李斯的建意——废封建，以郡县治国。如此一来，郡内县令（长）以下诸官吏的人选就成了首要考虑的课题，原六国遗下的旧贵族势力仍旧不小，肯定不能用，大多贬为平民，其中很多就成为游晃于街市的布衣白徒；士人（主指儒生）被认定为国家不安定因素打压避弃；工农等贫显然不会列入候选名单，除以上三者，以家资论官，富庶人家的子弟无需竞争地填补了基层干部的那块空白。是为当时社会的中层力量。

汉初之商贾——“素封”者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於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秦末汉处，号令之权几异人手，不得不连太史公都发起“朝令暮改”之感叹。我们后来一直都说，陈涉伐秦是农民起义，汉朝的建立是平民的胜利，从阶级的角度来肯定几个政权的更替，将陈涉与刘邦划入同一阶级，个人以为这虽能说明平民阶级代替贵族阶级之历史必然性，却无法从同一角度去说明，陈败刘胜的原因所在。

　　陈涉出自平民，“尝与人佣耕”，休息时，与人坐在田垄上，曰：“苟富贵，无相忘”，旁人都笑他：“若为庸耕，何富贵也”。处在当时社会之最底层，当佃农维持生计，大泽乡揭竿起义，自立为王，后被部下暗杀，第一次农民起义被镇压。后人一直都将其失败的原因归结在他不能与人同富贵，猜忌部下，苛求将领上，诚然！可空穴不会无故来风，是猜忌还是互不信任？

　　陈涉起身贫贱，而响应随他一同起义反秦的，却大多不是贫民，身份地位的差别，势必会导致互不信任，一旦获得机会，便自立门户，成为脱离起义的离心势力。如受陈馀、张耳、召骚拥立为赵王的武臣，张耳、陈馀原魏国名士，张耳后又为秦外黄县令；韩广受当地贵族豪杰“教唆”在燕国自立为王；狄人田儋杀了县令，自立为齐王，抵抗反击陈涉军队；周市佣立宁陵君为魏王；秦嘉拒领陈涉命令，自立为大司马，假故杀害了陈涉所派的将军等等，正是外观起义之火正盛，反秦之声高涨，实已转薪，中心暗弱。不难看出，当时社会上的旧贵族与中层阶级皆无诚心拥护这支起义军，在没有外助的情况下，以陈涉为代表的贫民阶级起义运动的失败是可以预见的。　　

　　之后的战场就留给了旧贵族势力与地方中层阶级，角斗的过程不必多说，历史选择了后者，秦王子婴系颈以组，降轵道旁；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畔边，汉代秦。

　　刘邦虽亦平民，但非陈涉一样的贫民，从记载来看，其家庭背景应属中小地主阶层。而汉势力中的“文武”也多出自商贾，如萧何为秦沛吏掾；曹参为秦沛狱掾；周勃原以织薄曲为生；彭越亦渔亦盗是半商半匪；樊哙原是个屠夫；灌婴贩缯；或受大富巨贾资助而谋得出身等等，由于秦时，地方官吏的选资——富有行，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淮阴侯列传），可见，当时地方官吏多为富庶人家。汉王朝建立后，这些人就封侯拜相，高居人上，成为了继世卿世袭旧贵族之后的新执政“贵族”。

　　而在当时社会中，“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太史公谓之“素封者”（货殖列传）

　　汉初之商贾既富又贵，渐渐得成为了当政者的心患，武帝革新，除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外，另一个就是对商贾的打压了。由于土地兼并严重，武帝加重了对商贾的算辅，令其上报家资，以此为准，缴纳缗钱。商贾大多隐匿不报，被罚戍边，抄没家财，收其家僮，一时间，中资以上商贾皆遭此劫，土地重新分配，市井之子孙又不得仕宦为吏。

　　从此后，商业继续发展，商贾却一蹶不振，大富巨贾鲜见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