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外戚专权的最重要原因，是取决于东汉王朝的“采女制”。
　　这要从西汉说起，西汉对后妃“选纳尚简”，完全是以色取人，因此有许多宫闱笑话，还有不少卑微的皇后出现。
　　所以到了东汉，为了跟帝室更加门当户对，实行每年八月由中大夫、掖庭臣、相工到洛阳附近乡里巡视，按照标准察访良家童女。而且标准是很死的，包括年龄、姿色、长相符合相法、而且要德才兼备。
　　原本洛阳一带就是名门大族和功臣列侯们的聚集地，所以良家童女基本全是由这些高门大族选拔出来的。而且在那个时代，读儒家经典原本就是功臣贵族子女才能够享受的待遇，所以德才兼备这一条标准同时也保证了高门大阀对后妃的垄断。
　　虽然也有低级豪族入选了后宫，但是士族大家之外的妃子能够爬到皇后地位的，几率几乎就是零。
　　证据就是，从光武皇帝到桓帝朝总共11个皇后，其中9个出自阴、马、窦、梁、邓这五个超级显赫的大族。（具体这五大皇后巨头家族的先祖，就不赘述了，基本都是东汉开国元勋）
　　还有一个顺帝的阎皇后，虽然不是以上五大巨头中族人，却是邓太后为了专权而扶植起来的，因为邓太后不希望皇后家世显赫足以向她的权威发起挑战。
　　所以实际上，东汉王朝根本就是皇室跟后党大族豪门的一个联合执政王朝。

　　下面再说东汉末年糜烂政局的原因。

　　首先，东汉朝廷其实分成几股大势力，皇帝若是势力强大的时候，就是帝党、外戚和官僚三派瓜分政权利益，而当皇帝的势力衰弱的时候，就是外戚跟官僚瓜分政权利益。
　　在桓帝的时候，后党势力空前庞大，不仅如此，而且后党跟官僚集团相互联系千丝万缕，严重威胁到了皇室。
　　所以为了能够保持权衡，桓帝实行的是扶植贴身宦官作为自己的势力，以抗衡外戚。因为宦官只是服侍皇帝的残废，所以除了皇帝这个靠山之外，他们既不可能去投靠当时权柄已重的外戚，也不可能投靠从外戚那里分得权力的官僚集团，因此是皇帝最有效的力量。
　　桓帝成功地利用宦官和官僚集团中一部分利益分得不均者，消灭了外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宦官走上了政治舞台。
　　但是宦官跟官僚和外戚相比，他们的素质明显还要低。因为外戚和官僚，起码都是经过严格教育和儒学洗礼的社会精英；而宦官不过是残废，而且是地位最为低贱的那种残废，所以他们心理上是扭曲的，而且人格上也是残缺不全的。
　　一群对治国完全外行的心理和人格上的残疾，在这种历史大机缘下进入了政治舞台，东汉的悲剧也就从此开始了。

　　外戚完蛋了，但是官僚集团还在。东汉时期的等级观念是非常强的，这些官僚们自命是东汉的社会精英，让他们跟眼中最低贱的宦官瓜分政治权利，那感觉就好像是吃了屎一样。况且这些掌权的宦官除了会讨皇帝欢心，什么治国道理都不懂，他们上台就更加激起了官僚集团的强烈厌恶和反对。
　　这种反对和厌恶，远远大于对外戚掌权时期的厌恶。所以在桓帝末年，以陈蕃等清流官僚准备借助新皇帝年幼，联合总算重新上台的外戚窦氏发起一次对权宦的大清洗。
　　可是这种联合却因为自从跋扈的外戚梁氏被铲除后，帝室就对外戚的强烈警惕心，以及清流官僚们特有的只会动嘴皮子，却缺乏实干能力的特点给毁了：由于在铲除梁氏之后，皇帝利用宦官掌握一部分兵权来拱卫自己的地位，而且由于陈蕃等人的大意，结果走漏了风声，所以得知了消息的权宦们先发治人，“第二次党锢”就是这样产生的，除去外戚窦氏之外，整个官僚集团以及官僚集团的后备军团，也就是各地士族知识分子，因此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灵帝当时年幼，但是党人是与外戚联合在一起的这个政治概念，已经刻在了他的脑子里。外戚梁氏欺压皇室，药杀皇帝的事情才过去没多少年，所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也就是这个原因，党人在他眼里变成了叛乱和联合外戚夺权的同义词。因此屡经变乱，他依然对党人持着打压贬斥的态度。

　　随着外戚和官僚集团这两大政治势力的被消灭，权宦再度空前庞大，这种庞大，不仅仅是宦官势力的庞大，也是皇帝直属亲信势力的庞大，但是伴随着皇帝要娶皇后，新的外戚又会产生，这无疑是一个隐藏的政敌，让权宦们伤透脑筋。

　　只有一个身份低微、没什么家世背景的皇后上台，这样她那些身份低微的外戚要想飞黄腾达，才有可能依赖权宦的帮助。所以就像当初邓太后选了家境并不显赫的阎氏为皇后，其实是为了自己能够控制局面的一样，权宦们也打了相同的算盘。
　　也就是出于这个目的，首先被抬出来的，是家世简朴，在朝廷和宫廷里都没有任何关系网和势力根基的宋皇后；而在不久的后来，甚至在收受贿赂之后，还引进了出身贫贱屠户的何氏。按照采女制的标准，何氏这种女人别说当皇后，根本就别想入宫，可是她毕竟入了宫，而且步步高升，最终成为了皇后。这在东汉二百年来，根本就是破天荒的事情，简直不能想象。
　　权宦们认为，这样一来就彻底消除了隐藏的政敌，何氏身份如此卑微，再怎么也要依靠他们。
　　其实他们想的也不完全错，灵帝对何氏虽然宠幸，但外戚何进始终没有得到重用，直到惊天动地的黄巾大起义铺天盖地而来时，何进虽然被破格提拔为大将军，但其实还是受权宦的治肘——何进名为大将军，却要受蹇硕的管辖。

　　说到蹇硕，就必须要说到王美人。
　　王美人是灵帝最为宠爱的后妃，其实对比何氏，王美人难免更让人喜爱：
　　何氏很有小人得志的骄狂，而且教育跟不上，除了姿色无双之外，精通经学的灵帝跟她没有很多的共同语言。而王美人相貌之美不亚于何氏，又具备了何氏不具备的知书达理和委婉动人，所以灵帝得王美人后，对何氏日渐冷淡。还有一个政治原因，就是当权宦和外戚进行妥协并瓜分政治权益的时候，也就是皇帝开始对他们不信任的时候，皇帝要的是手下的政治平衡，而一旦他们结合在一起，就对皇帝有了威胁。
　　所以就有了这么何氏虽被立为皇后，但当时王美人因宠有孕，所以灵帝迟迟不立刘辩为太子。从此，王美人就成为了宫廷中权宦和外戚双重的暗杀对象。所以在王美人做梦自己背负太阳，然后生下了皇子刘协后，就被何皇后遣人毒死。

　　察觉自己心爱的女人死在权宦和外戚两股政治势力的双重屠刀下，灵帝整个人都开始崩溃，与宫女一起做买卖，唆使宫女偷盗财物，在狗身上加朝服等种种怪诞的举止，也就是从此开始的。
　　他当时打算废后，但因为权宦的哀求而作废。这其实也是一种对权宦们的妥协，因为当时在官僚集团遭到彻底打压，何氏外戚根本不成气候的情况下，若是再没了权宦替他完成政治工作，整个王朝就已经没有根骨了。

　　虽然灵帝对权宦们进行了妥协，但他也开始进行了二手准备：
　　首先，就是坚持要立王美人的儿子刘协为太子，自古以来，长子为太子始终是摆在桌面上的规矩。灵帝对权宦进行过许多妥协，但是在立刘协为太子的事情上，却格外地固执。
　　当时不仅仅是何氏外戚和权宦，而且由于何氏外戚地位不稳固，所以何进对官僚集团也伸手表示友好，所以新近的官僚集团也向何氏表示靠拢，要求立何出的刘辩为太子，灵帝相当于极度孤立，却始终寸步不让。

　　另外，就是灵帝由于权宦对皇权的侵犯，所以另行在宦官中提拔自己真正的心腹。懂得兵法的蹇硕，也就是这样才被灵帝看中并提拔起来的，灵帝把最重要的新军“西园八校尉“的兵权交给了他，并且在临死的时候，将刘协托付给了他。灵帝最后没有看错人，蹇硕忠心耿耿，为此送了自己的性命，也没有背叛灵帝。

　　在灵帝死后，权宦们发生了内讧，蹇硕被杀，刘辩被推上了皇位。结果坐大的外戚何氏，与新的官僚们联手，打算将权宦们推下台以瓜分政治权利。
　　这时候特别显示出外戚与官僚的差别。作为外戚的何进，因为上台全靠了权宦，所以他始终是犹豫不决的，总打算跟权宦们妥协的；而当时新官僚的代表袁绍跟党人关系极为密切，则始终要把权宦斩尽杀绝。
　　就在这两种态度的彼此拉锯中，权宦们再度掌握了先机布局杀死了何进。但是与灵帝刚继位的时候相比，他们缺乏了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京师的兵权。所以在掌握兵权的新官僚们的反击下，权宦毫无抵抗力，迅速就被消灭殆尽。

　　在最后的变乱斗争里，外戚与权宦就这样同归于尽，但是以袁绍为首的新官僚们已经来不及庆祝他们的胜利了，刀随即就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
　　汉末边疆危机中崛起的新力量的代表，地方军阀势力的董卓，始终狼一样徘徊在河南观望京师，在洛阳燃起大火的晚上，轻装前进突入了洛阳，攥取了最高的权力。

　　乱世就这样开始了。

　　补充东汉的清议与“三君”之一的窦武

　　首先，是清议：

　　清议有它抨击宦官好的一方面，但是动机和目的也未见得就有那么纯洁。

　　我引一段《后汉书◎党锢列传》的话：

　　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

　　文中的房伯武就是房植，当时其乡人用天下规矩来形容他道德高尚，而周仲进就是周福，说他是因师获印，其实就是他很无能，不过是侥幸当过帝师所以能为官。从后面的 “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就能看出，这种“党人之议”清议的形成，其实有很强的地域色彩，而且是以公论标榜自我，排斥异己。

　　此后，清议之风越强，里面这种负面成份就越浓厚，对异己排斥诋毁，对自己偏激浮夸，使得士大夫们按照地域结成了无数小集团，在对抗宦官专权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在明争暗斗。

　　关于这方面，可以参照《后汉书◎朱穆传》。
　　朱穆是顺、桓两朝的名士，为政清廉，痛恨宦官专权，可是他同样憎恶太学里各自网罗小集团势力而置王朝利益于不顾的“交游”“品评”之风，认为人们品评人物的刻薄和偏激违背君子之道，感慨世风江河日下。

　　还有《后汉书◎申屠蟠传》。
　　申屠蟠游学京师时，正是轰轰烈烈的清议成风的时候，他来到京师看到那些游士和太学生们品评士人、品评朝政时，往往都是从不同势力派别的利益出发，毫无顾忌地横加妄论，而且各个士大夫势力集团为了壮大自身，又纷纷拉党结帮，而这些根本就是不能为皇权所容许的。
　　因此他认为，不久就会有大祸出现在这些清议者头上了，结果被他说中了。

　　其实这些说穿了，都是为了一个“权”字。

　　为什么我这么说？

　　这要看清议兴起的真正发起人。
　　清议的发起人，是太学生和郡国生徒，是刘氏宗室，而不是现有的大官僚。

　　1、太学生和郡国生徒。从西汉以来，太学生和郡国生徒就一向都是官僚的后备队，可是这种情况，自从宦官把持政权之后，入仕就变得艰难多了，太学生和郡国生徒们的正常的入仕途径没有了，需要花钱买官，需要依靠权门，需要依靠裙带关系。
　　所以说到底，太学生们能够加入清流，不否认他们其中有人有爱国思想，但最终是因为仕途被宦官的专权给堵死了。不管他们的理想是复兴也好是刮钱也好，总之是只要没法入仕就没法达成理想，因此这帮太学生就选择了闹学潮。
　　桓帝年间，太学有30000人，这么一堆人加入清议，自然就成了清议的主力军。而且太学也因此成为了游士、郡国生徒还有太学生集会的重要场所。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见《后汉书◎仇览传》。
　　延熹末年，仇览与符融在太学求学，两个人相邻。仇览每天闷头读书，而符融四处跑交际，名气很大，经常是高朋满座。按照以往，仇览的读书才是常见的，但是当时反而不被别人所理解。符融就曾经问他说“咱们两个又是同学又是同乡，你怎么不搭理我呢？眼下京师，正是英雄四集，志士交接的大好时机。你这么读书，完全用不着”于是仇览反诘道：“天子设立太学，就是让我们来磨嘴皮子的么？”

　　2、刘氏宗室。宗室为什么也会跟着一齐搀和清议那？同样的理由，为了“权”。
　　桓帝年间，刘氏的宗室才开始成为一股举足重轻的政治力量。在此之前，东汉一直都是对宗室采取限制政策的。光武帝、明帝的时候，都对宗室发动过几次狱案，不但是限制，而且还有打击呢。因此整得不少宗室都被迫采取“谢绝宾客”的自保手段。
　　直到桓帝年间放松了对宗室的限制，刘氏宗室成员这才开始活跃起来。
　　由于这时候朝政基本上被宦官把持着，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就成为了反对擅权派的清流派。这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刘表、刘贷、刘繇，刘备依靠卢植的关系，也勉强可以算是半个。

　　关于窦武：

　　窦武这个人，非常善于伪装自己，在桓帝在位的时候，他确实小心谨慎，进入清流，做到了“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才充足而已”；但实际上，此人绝对是个利欲熏心的伪君子。

　　所谓察其言观其行，咱们可以来看看桓帝崩驾后，这位清流领袖的动作。

　　首先是灵帝即位之后，朝廷授予陈蕃和窦武等一些有援立之功的大臣以爵位。当时卢植修书给窦武，劝他回绝，“宜辞大赏，以全身名”。
　　可是窦武这时候表现出了和以往“礼赂不通”的截然相反面目，不但没有听从卢植的劝告，而且“兄弟父子，一门三侯”。
　　按理说他一个外戚，封个侯其实不算啥，可是这种对权力积极争取的态度，跟从前那个淡薄名利的窦武反差实在太大。

　　其次是桓帝驾崩后，按照惯例要将后宫女子外嫁出去，可是窦武父子竟然敢各自留下了十多个宫女自己淫乐，这在当时，可是无以伦比的重罪。
　　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还能被披上“清身疾恶”的外衣，可见他在从前身上有多厚的伪装。
　　此人不仅是利欲熏心，而且城府极深，老谋深算，是处心积虑地往上窜，假以时日，他就是第二个飞扬跋扈的粱冀。因此灵帝通过宦官政变来杀窦武，里面绝对是有他的道理。

　　唯一可惜的就是陈蕃，他为人严明刚正，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官。
　　可惜品德不能说明一切，此人脑沟是平的，智商有问题。以至于上一代皇帝借用宦官杀了擅权外戚的事情还历历在目呢（桓帝），他竟然又想利用外戚的力量来诛除宦官。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此时宫廷和皇帝正是对此类型事情极端敏感，而且偏巧清流希望所寄托的窦武又认为终于可以卸下伪装，所以得意忘形地露出了本来面目。陈蕃带领一群压根儿就无大脑的清流们去凑这个热闹，其结果可想而知。

　　最后陈蕃连带着所有的“党人”，都因此被灵帝认定是协助外戚窦武夺权篡位的帮凶。虽说是史书多记载宦官劫持皇帝，但从事后小皇帝对宦官和党人的态度就能看出来，他对宦官们是言听计从呢，那宦官们还有什么好客气的，自然是“磨刀霍霍向党人”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