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紫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试评诸葛亮其人并兼析其神化原因》一文中言道：“史学和文学一贯是为政治服务的，而在封建社会，为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旧史家和旧文人对历史，竟然能够加工改造和扭曲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一直不赞成用一句“旧史家，旧文人”将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棒打倒。阿紫这句话，用来“夸奖”某些新史家新文人，庶几近之。

　　中国文人，自孔子以来，把操守是看得很重的，并且以天下为己任，责任心是很强的。中间有个别胡作非为的，必大受当世及后代的诟病，涂上白脸。而历代修史之人，都有一时令名，非泛泛之辈，我们只要查一查二十四史的作者们，就能发现。

　　而中国儒生，又以“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美德，史书中难免有粉饰之言。但其“尊者”，一般是本朝的皇帝贵族，“贤者”则又是品德功业足以称贤者，但讳其白璧微瑕耳。

　　陈寿著《三国志》，事在晋朝。所讳者无非是司马氏的一些事情，蜀为已亡之国，当不至于十分粉饰。而蜀又是陈寿的故国，感情所寄，用词上有溢美之处，也不能全免。但身在晋朝，过份溢美也不可能。这些，当世及后人虽有争论，但基本上可以肯定陈寿是良史。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只写到后周，没有本朝什么事，提到一些宋太祖，也全是英雄事迹。所以他不至于对三国时代的事情有什么加工改造和扭曲。

　　《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中关于诸葛亮的记载和评论，都差不多，对诸葛亮的为人和才能，基本上还是肯定的多。我们为什么要过份地怀疑诸葛亮形象在史书中的真实性呢？

　　邓艾入蜀，查点户口财产，所以有“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的统计数字。很多人便以此进行加减乘除，计算蜀民的经济负担，借此说明诸葛亮在蜀中行的是暴政。可是蜀亡时，孔明已经死了许多年了，这笔账如何能算到他头上？孔明身后，蒋琬费祎等执政十几年，基本上沿用孔明的治理政策，而以才力不及孔明，在军事方面采取保守政策，用兵的次数是很少的。费祎死后，姜维急于进取，才又开始对魏用兵，这时候府无良相，宫有奸宦，事事掣肘，姜维陷于被动，打仗经常失败，蜀国的国力是在这时候虚弱起来的。黄皓自景耀元年擅政以后，政治彻底腐败起来，到景耀六年，蜀已成无道之国，邓艾入蜀，后主降魏，对蜀人来说，都是巴不得的事情。而正是因为国有黄皓，蜀人才对诸葛亮追思不已。

　　《论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段话也正可以论孔明，孔明为人清廉奉公，死时家无余财，如果是有私心的权臣，会这样吗？孔明若不是以扶幼主为责任，以兴汉为理想，会把自己葬送在五丈原吗？权臣有权臣的心术，也有权臣的行迹，考之孔明，有没有呢？

　　东晋时刘裕北伐，打了很多胜仗，北魏皇帝很忧虑，正考虑要不要防范，崔浩预言道，刘裕将有内志，必无心在中原久留，结果真让崔浩猜对了。刘裕要篡位，打了胜仗，立了功，扬了威，就回去篡位去了。孔明如果是有野心的权臣，朝政当时就在他手里，他能不有所为吗？

　　历代对孔明崇拜而至神化，虽然有点过份了，但这都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孔明在人格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他和刘备的君臣际会，也是千古君臣的典范。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向往这一点，就由崇拜而神化。

　　“文以载道”，中国到现在还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历代文学和史学作品中褒扬孔明，也是在褒扬封建道德。现在的人一提封建就切齿，但在古代，中国就是封建社会，你不褒扬孔明这样的忠臣良相，难道褒扬曹操秦桧不成？

　　与阿紫文章类似的观点，我读过不少，也认真思考过。究其原，人每每由近而知远。我们现在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学校里教科书上是一套道理，进入社会后实际应用的又别是一套道理；当世的种种被神化过的伟人，现在也不断被揭露出丑恶的一面，不但失去神性，连人味也不足了；生活中，表面上握手言欢者，背地里常常拳打脚踢；主席台上堂皇而坐者，又常常暴露出罪恶。所以，现在的人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不相信一切堂皇的宣传。由今及古，史书所言，一个字也不敢信了。

　　当然，尽信书不如无书，天下事总要以情理二字度之。我相信，孔明执政，必有过失；执法，必有冤案；用兵，必有失计。孔明以八尺之躯任天下之事，岂能无一过失？但总的而言，孔明的忠贞是无疑的，品德是无疑的，才能也是无疑的。旧史家、旧文人的记载，基本上是可信的。

　　（明心斋 2000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