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听说《后出师表》是伪作之后，我一直没有兴趣认真读它。假的就是假的，读之何益？以前曾买过两本岳飞抄写的《前后出师表》，书法真是不错，但有人说岳飞这笔迹也是假的，连《满江红》也可能是假的呢！

　　我便忽然发现“假”的魅力，即便真是假的，也实在是有它的道理，不是平白造假骗钱的，而是替古人弥补一种缺憾，是替古人说话。就《后出师表》而言，人说它假，主要是因为陈寿《三国志》没有采用，《诸葛亮集》也没有收录，另外文中个别词句意思与历史事实不符。《后出师表》据云出自《张俨默记》，“默记”云者，是凭记忆默写出来的，就像郭靖黄蓉抄写的《九阴真经》，既可能有故意的删改，也可能有无意的疏漏，以讹传讹是难免的。所以《后出师表》的真假，我看难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就把《后出师表》当真的用。

　　这几天细读《后出师表》，发现它与《前出师表》就是不一样。《前表》主要是对后主叮咛嘱咐并表达自己的决心忠心，《后表》则主要是和别人论战，说明自己伐魏的道理和偏山虎山行的悲壮心态。

　　他的论敌，主要是持“不伐”观点的人，姓名虽然没有明指，但可以肯定是蜀中有势力有权威的士大夫们。在《三国演义》中，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谯周，而事实上确实是他。蜀汉晚期，谯周与陈祗讨论蜀魏形势，写了一篇《仇国论》，比蜀为“因余”，比魏为“肇建”，探讨以弱胜强之术。谯周的认识是“处大无患者恆多慢，处小有忧者恆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主张治理内政、富国强兵，以待敌国之乱，乘敌国之弊，像成汤、周文周武一样取得胜利。同时指出当今形势与楚汉相争时不同，天下人心已定，不可能像汉高祖那样建立功业了。

　　《仇国论》的写作，是在蜀国晚期，而《后出师表》在名义上是建兴六年写的，比《仇国论》要早。但奇妙的是，《后出师表》中的论述，竟和《仇国论》针锋相对。

　　《后出师表》分好多条来说明及时征战的道理。一、说像汉高祖那么能干，谋臣勇将那么多，尚且打一阵败一阵，最后才赢得天下，今人不如古人，怎么能用“长策”来取天下？二、指出刘繇、王朗当年采取所谓的长策，不能速战速决，致使孙策坐大，意思是如果现在采取“长策”，也会使曹魏坐大；三与四、说像当今的曹操，那么能干，那么会用人，尚且打了许多败仗，用错许多人，自己才能不如曹操，怎么能每战必胜呢？五、蜀国的名将猛卒，有许多都是当年先帝纠合起来的，不是蜀地所产，目前已经死了许多名将，越往后拖，这些战斗力量凋零得越厉害，仗就越发不能打了；六、从经济上说，既然伐魏的战略已经定了，那么打和不打花费都是一样多，不如及时用兵。最后诸葛亮说，成败很难预料，只能尽自己的努力。

　　这六条道理中，二、五、六说得非常有理，符合实际情况，蜀国越往后拖，就越没有战斗力了。三与四只是给自己一出祁山之败辩解，胜败固是兵家常事，但也没有多少说服力。一纯粹是用汉高祖的大帽子压人，同样的事实可以不同地理解，结论变一下也看不出什么。

　　谯周的主张，看上去是有道理的，但实际上是苟安之策和投降之策。诸葛亮担心曹魏坐大，谯周却认为大国会因“多慢”而“生乱”，事实上诸葛亮对了，曹魏内部乱了多次，不害大局，越来越强，最后强成“司马魏”了。谯周的“长策”，结果只有两个，一是坐以待毙，二是举国称藩，像成汤、周文周武那样胜利是不可能的。诸葛亮的结果也是有两个，一是兵败足以自守，二是北伐成功。诸葛亮得到的是前者。

　　《后出师表》和《仇国论》的争论，实际上是外地人和四川人的争论，立场不同，想法自然也不同。

　　谯周是四川本地人，当然首先考虑四川人的利益。不伐魏可以少死许多四川同胞，大家可以过许多年安宁日子，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诸葛亮这批外地人却不能这么想，北伐中原，既有兴复汉室的大理想，也有回归故乡、叶落归根的小愿望。

　　在汉魏时期，中原经济文化都十分发达，属于上邦，而东吴西蜀乃至荆州等地都还多少带点“蛮夷”色彩。王粲《七哀诗》云“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旅居荆州都有这种悲思，那么在益州就可想而知。诸葛亮一出祁山，魏明帝发布檄文，动员全国，其中指责诸葛亮的罪状时就说“诸葛亮弃父母之国”，可以说他打的正是诸葛亮的要害，但诸葛亮不就是想打回父母之国吗！

　　汉朝时四川出了好几个大文人，都是生长在四川，成名在中原，如司马相如、扬雄等。谯周这些知识分子对中原也充满向往之情。邓艾入蜀后，刘禅的本意是逃，在逃南中和逃东吴之间犹豫，谯周却迫不急待地劝刘禅降魏。当刘禅坚持想逃时，谯周又进一步劝说，如果魏对刘禅失礼，他愿拼着老命去找司马昭争执。究其意，不过是想在有生之年，一见洛阳宫阙耳！那时的洛阳宫阙，仿佛今天老少边穷地区人民之看天安门，也仿佛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之看纽约。

　　《后出师表》如果真是伪造的，那一定是姜维这帮外地人干的。诸葛亮不为蜀国置史官，档案资料无从保存，伪造一份表章太容易了。

　　（明心斋 2000年10月14日）

　　附：

　　诸葛亮《后出师表》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讬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是故讬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適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於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於南阳，险於乌巢，危於祁连，偪於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馀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馀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於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於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於是有散关之役。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

　　谯周《仇国论》

　　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彫瘁，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其辞曰：“因馀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并争於世而为仇敌。因馀之国有高贤卿者，问於伏愚子曰：‘今国事未定，上下劳心，往古之事，能以弱胜强者，其术何如？’伏愚子曰：‘吾闻之，处大无患者恆多慢，处小有忧者恆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养民，以少取多，勾践恤众，以弱毙强，此其术也。’贤卿曰：‘曩者项强汉弱，相与战争，无日宁息，然项羽与汉约分鸿沟为界，各欲归息民；张良以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寻帅追羽，终毙项氏，岂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国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边陲，觊增其疾而毙之也。’伏愚子曰：‘当殷、周之际，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当此之时，虽汉祖安能杖剑鞭马而取天下乎？当秦罢侯置守之后，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岁改主，或月易公，鸟惊兽骇，莫知所从，於是豪强并争，虎裂狼分，疾博者获多，迟后者见吞。今我与肇建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若乃奇变纵横，出入无间，冲波截辙，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济盟津者，我愚子也，实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