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最后，作者陈寿评曰：“……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於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

　　三国之中，魏和吴都有官修史书。魏文帝、明帝时，曾命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后又命韦诞、应璩、王沈、阮籍、孙该、傅玄等共同撰定，后来由王沈完成《魏书》40卷。吴国曾命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覈等撰述《吴书》，最后由韦曜完成55卷。唯独蜀国对此无动于衷，确实是件奇怪的事。

　　作为历史学家的陈寿，对于诸葛亮的“国不置史”自然是非常遗憾的。“国不置史”的后果，就是给后代修史者搜集原始资料造成困难。现在想讨论的是，诸葛亮既然“达于为政”，为什么在这件事上没有周全？身为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诸葛亮，难道就认识不到记载历史的重要性？

　　陈寿和其它史家都没有进一步分析“国不置史”的原因，而陈寿对此事的评价也相当有分寸，说是“犹有未周”，没有说过份的话，只是表示遗憾而已。这似乎可以说明，“国不置史”是有他的难处。

　　陈寿在蜀汉，做过“东观秘书郎”这样的官，入晋以后，做过“佐著作郎”“著作郎”。查《晋书职官志》：“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著作东观，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及晋受命，武帝以缪徵为中书著作郎。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于是改隶秘书省。后别自置省而犹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

　　由此可知，陈寿早年的“东观秘书郎”，也是负责图藉和著作的官，只不过不是“一把手”而已。而蜀的另一个才子郤正，也曾做过秘书吏、秘书令史、秘书郎、秘书令。则可知这个部门的“一把手”应是秘书令。

　　这些情况可以说明，在蜀的后期，已经设置了和“修史”相关的部门，只不过后主没有明确下令由专人修史。但既然有了部门，相关的工作肯定要展开，陈寿后来能够成为历史学家和《三国志》等著作的作者，和他这段时间的工作积累分不开。也就是说，蜀国并非完全是“国不置史”。

　　看后主刘禅晚期景耀年间的作为，陆续为关羽张飞黄忠马超庞统赵云等追谥，蜀亡的那一年春天还给诸葛亮建庙等。可知景耀年间虽然有黄皓乱政，但建国以来的历史性评价、总结工作已经展开，这些工作，应该和“东观秘书”的职责分不开。

　　让陈寿遗憾不已的“国不置史”，应该是指蜀汉建国初期，刘备和诸葛亮执政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重视史官的设置、史事的记录和档案的保存，所以才给后期的工作造成了困难。

　　其实在刘备入蜀以后，也曾经重视过文化方面的建设。《三国志卷四十二》中记载：“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慈、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但事情的结果是文人学士们观点不同关系不和，甚至吵闹打架，刘备气得编出文艺节目来感化这帮人。

　　当时西蜀人才奇缺，要找一批有修史水平的人还真不容易。魏国吴国的修史，都曾经动用了很多人力，其中许多都是大名鼎鼎的才子，西蜀就难办到。

　　我们可以掰着指头数一数。文才最好的，当属刘巴，可他担当尚书和尚书令的重任，又死得早（章武二年）；还有一个李朝，也死在章武二年；再就是秦宓，他先是犯了忌被关起来，后为被诸葛亮放出，做了官，也担当了不少重任，并且建兴四年就死了，当时一出祁山还没有发生呢。其它文士，有的年事已高，不愿出仕；有的信天命，讲曹魏是正统；有的是腐儒，不堪重任。蜀国初期内外事多，需要用人的地方也很多，而人才少而易亡，刘备和诸葛亮办不好“置史”这件事，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下令修史是皇帝的事，除了记载历史之外，主要还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刘备称帝后，急于伐吴，又打败仗，生病，就是他称帝这件事，当然还有很多异议，他也不可能有心情下令修史。

　　刘备死后，后主即位而诸葛亮执政。国家大事全在相府，后主不亲政，当然也不会下令修史，就是想修，也得经诸葛亮同意。可是诸葛亮此时，除了事务烦多外，还多一层顾忌。正如周公辅成王，必须事事小心谨慎，以避人非议，最好是只做不说，所以他下令修史的积极性也不大。

　　综合起来说，蜀国初期的“国不置史”，其原因：一是顾不上，二是不好意思，三是没有合适人选。刘禅亲政以后，第一第二个原因都不存在了，只有第三个原因仍是问题，但刘禅还是开始了这方面工作，其最大的成绩就是培养出了大史学家陈寿。魏国吴国虽然都早早地下令修史了，但水平都不怎么样，天下一统后，反而让蜀国培养出来的“东观秘书郎”担任了“著作郎”，成功完成了《三国志》的编撰。

　　（明心斋 2000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