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北伐最后没有成功，这是谁都明白的事情。而不成功的最大原因是孔明得病死在了前线，这也是谁都明白的事情。孔明北伐数次，除了第一次因为错用马谡而丧师败归外，其余几次都不能说是失败，这也应该是谁都明白的事情。杜甫先生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个“未捷”说得很恰当，也就是没有胜利没有成功而已，这和失败是不一样的。

　　至于北伐的思路，应该也是很清晰的，着眼点在西北的凉州，先拓境而后吞魏。孙权称帝后，和西蜀平分天下，魏国境内的州郡，吴蜀都委派了名义上的官员。孙权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直也在东方向魏国用兵，和西蜀的诸葛亮互相策应。

　　孔明第一次北伐前，吴魏数有交战，各有胜负。孟达又牵制了司马懿兵力，关中空虚，时机不可谓不好。第二次出兵攻陈仓前，魏国又有曹休伐吴之败，举国惊扰，时机亦不可谓不好。第三次北伐，派陈式取武都阴平二郡，目标不大，成功而还。第四次北伐前，吴孙权曾兵出合肥，退而复进，魏国不敢罢兵。第五次北伐，诸葛亮约孙权一同起兵，吴出两路兵马，号称十万之多。于是可知，孔明历次北伐，都有周密策划，和适当时机，并非盲目冒进。

　　再看历次北伐成果。第一次失伐失利，虽得三郡之民，但得不偿失。第二次攻陈仓不下，粮尽退军，但斩杀将军王双，破其追兵。第三次为全胜，得二郡。第四次有局部胜利，粮尽而退，又射杀了大将张郃，也是功劳。第五次无得无失，身死而退，如果说损失，是魏延杨仪争权而斗产生的损失。

　　至于出兵是否严重损害民力国力，以前也曾有过论述，大意是孔明历次北伐之间，都十分注意休养生息，不但算时间可以得知，而且史有明言。最费的当然是粮食，至于兵员，只有第一次死伤很多，后来的几次伤亡都很小。孔明去世后，蒋琬费祎执政十几年，以休养生息为主，不曾对外用兵，孔明北伐即使对国力有所损耗，有这十几年来补偿，富富有余。姜维北伐是费祎去世以后的事，此后国力民力地损耗，和诸葛亮沾不上一点边了。姜维时候的事这里暂且不论。

　　另外想谈谈孔明北伐的权利问题。许多论者说，孔明感于刘备父子的厚恩，一心北伐，兴复汉室，是个人的报恩行为。好像把蜀国百姓拉来垫背很不应该，老百姓哪管你天下是汉是魏，天子姓刘姓曹，只要自己生活安定富足就行了，孔明北伐是连累百姓。这个说法放在现代社会里当然是十分合理的，要不要北伐，最好是全民公决，大家来投票，超过半数，大家就跟着孔明走，不够半数，大家回家睡觉。

　　同样的事情放在不同的时代，自然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我记得以前曾经有过“清官”的问题，说清官比贪官还要坏，贪官会动摇封建统治，激起农民革命，而清官是努力维持封建秩序，延长封建王朝的寿命，这都是用“马后炮”的思维来处理历史问题。

　　孔明的北伐，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封建社会，那时候不仅中国没有现代人这样的思想，连西方也没有。中国的那套封建思想在当时是深入人心的统治思想，它并非落后于时代，反而是很先进的，以它为准绳来充分实施，可以使天下秩序井然，国力强盛。晋朝时五胡乱华，入主中原的那些少数民族政权，谁能够尽早地接受汉民族封建文化，谁就能迅速强大起来，做得最好的就是鲜卑的北魏政权。

　　孔明的思想，以法家为主，但也有儒家道家的因素。刘大杰的《魏晋思想论》中就说，孔明隐居似道家，治国似法家，修身似儒家。他北伐的行动目的，我以为是六个字“操权柄，求统一，致太平”，其最终结果是对天下百姓有利的。“举国称藩”是求统一的最好途径，但手无权柄，也就无法以自己的权威使天下太平，万民安乐，最多可以领些赏钱，做几天富贵公侯而已。而从法家观点看，孔明职为丞相，他就有权利决定蜀国百姓的命运，所有征兵、抽税、筹粮等行动，都在职权范围之中。在那个时代，百姓是无权决定自己命运的，只能期待爱民如子的青天（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一定大喜若狂了）。

　　法家有很多，命运也不一样。商鞅使秦国富强，而自己竟落了个“秦人不怜”的下场。孔明死后，百姓立庙不成，私祭于路上。金庸小说中一提到四川人，就说头缠白巾，是怀念孔明的遗俗。打了多年仗而使百姓感恩的，历史上寥寥可数，孔明是其一也。究其原因，一是爱民如子，二是与民同甘苦。

　　孔明当了多年丞相，实际权力比后主还大，家里竟没有置下什么产业，只有桑树二百株可以养蚕而已。孔明在前方打仗，蜀中官员的子弟都应征服务，他儿子诸葛乔也不例外，领了几百人负责转运军需，盘旋于艰难蜀道。不仅自己如此，孔明选拔任用的许多官员，都是一心为公，不置产业，在蜀中几乎形成风气。

　　历史就是这样让人遗憾，不给孔明成功的机会。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孔明北伐成功了，天下统一了，用他治蜀的那套办法治理天下，那将一种什么景象？

　　（明心斋 2000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