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都在吹箫。
　　一生都鼓足丹田之气，吹箫。

　　就这样，伍子胥，这个衣衫褴褛的传说中人，缓缓地开始了他的讲述。背景是人流杂沓的吴市，没有人会注意到，他那空洞的目光，将会揭穿一个历史的秘密。

　　也许很多年后，我读过的大量网络上的文字都会被忘记，但至少这开篇两句，会被我记住。
　　是的。我一生都在吹箫。一生，都鼓足丹田之气，吹箫。
　　它有种奇异的节奏，舒缓，然而，锋利。恍如古龙笔下的绝世高手，于风中缓缓拔刀而挥，群山叶落，大地无声。

　　在这横空峭出的二句后，又有其它句子尾随而至，撞击出新的节奏。
　　请看：

　　我一生都在吹箫。
　　一生都鼓足丹田之气，吹箫。我不能泄半口气，不能让箫声中断，只要有人认为我还撑得住，我就不能垮。我不知道垮了之后会怎样，所以我更害怕垮掉。不知道会怎样总是最可怕的，知道了结果，能撑就撑着，不能撑也可以死心了。我的意思是，有的时候，虽然心里已经垮掉了，但表面上还得装着没有垮掉，还得吹箫。

　　自“我不能泄半口气”始，步调忽然加快，一路急管密弦，直到最后忽然一句“还得吹——箫——”，由急而再转舒缓，就此一收，一段终至神完气足。
　　好的小说，语言亦应如诗。我相信这一点。就是这一段，在我于另一个夜里重读这部作品已经读到第三节时，忍不住停下来，又翻回开头，又静静地看了片刻。

　　不过，这里还是先抛开我对句子的迷恋，进入这劈空二句切开的历史，切开的充满吊诡的世界。
　　子胥出奔而灭楚，是中国历史上经典的复仇故事之一，太史公的子胥列传，又是这个故事叙述的经典文本，“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是太史公对子胥复仇的经典赞颂。太史公的笔下，本就活跃演出着无数复仇故事，勾践灭吴，豫让刺赵，范睢入秦，孙膑伐魏，项王灭秦，以及赵氏孤儿等等，在这些复仇故事的背后，是暴戾而强烈的生命意志，是太史公胸中浩荡群山般的不平块垒。
　　可是到了须弥山主人笔下，这一切，统统消失了。
　　在这里没有惊涛怒潮的生命激情，只有躲避复仇，躲避崇高。经典的复仇英雄伍子胥，成了一个阴郁卑怯的无耻之徒，被种种丑陋然而可能被哲人当作历史必然的力量，推动着，一步步，阴差阳错地以英雄的姿态进入历史，进入传说。
　　在这里，无论是立于吴市吹箫的伍子胥，还是阖闾，专诸，要离，申包胥，所有传说中的君王、壮士、刺客、忠臣，都是杰出的行为艺术演出者。当然，读到最后，你会恍然，在他们的背后还有一个最伟大的行为艺术大师，叫做历史。

　　应特别提出赞赏的是，须弥山主人在进行这种诡异叙事时，仍然保持了历史氛围的逼真感，也就是说，在这里，变的只是人物行动背后的动机，纷纭复杂的基本的历史事件、人物行动不变。这一点，是和王小波《红拂夜奔》一类作品的一个不同，它需要熟稔那段史料，最终又保全了一些阅读者比如在下观赏历史的乐趣。
　　当然指出它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也有与相关史料不合之处，并不难。而后者往往被人们当作真正的历史，太史公笔下的子胥列传自不必说，即使是《越绝书》、《吴越春秋》这类充满野史趣味的著述，也似乎有理由可以拿来批评小说的与史不合。面对这一可能的批评，自然首先可以拿亚里士多德那段著名言说来辩护甚至自高身价：“历史家和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高。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但问题是，什么叫“可能发生的事”？什么叫“普遍性”？尤其是山主这部作品，不是仅仅在大的事件框架下填充一些人物言行的细节（这一点，如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所指出的那样，是《左传》以及此后所有正统的史著都无法避免的，这不足为奇），也不是对人物行动的时空做一简单调整（这是过去人们争论历史题材文学作品虚构问题时主要探讨的对象），在山主这里，当然包含这两者，但更重要的是，小说是在总体价值上以颠覆旧的经典阐释为旨归，因此，是否真的也揭出了某种“普遍性”，这一拷问就变得尤为尖锐。当然如果小说的颠覆叙述仅仅是出于一些后现代风格的作品常有的破而不立的喜剧趣味，那么这一拷问便是多此一举，但须弥山主人的志向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他更想对历史做出自己的阐释，正是在这里，作品与多数后现代风格的搞笑之作拉开了距离，一些段落读来才触目惊心：

　　“（要离）虽然是个泼皮，可是对付勇士，最合适的人选可能就是泼皮了。”

　　“风尘异人就是这样傻，贵族说两句好话就可以让他为你拚命。这里面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方面风尘异人觉得自己身怀绝技，内心十分自负，另一方面因为出身低微，在贵族面前会不自觉地自卑，这种自卑使他们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所以，结交风尘异人对我们来说，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这是贵族阶层的秘密。”

　　“重义轻生一剑知，长虹贯日报仇归。片心惆怅清平世，酒市无人问布衣。”这是唐人沈彬的《结客少年场行》。千百年来，这种士为知己死的壮美悲情曾激荡过无数文人的心灵。在今日之诗人藏棣的笔下，仍可以看到：

　　如果人们以梦到死亡的次数
　　来推选国王的话，我当之无愧
　　我的灵魂喜欢说：不。从我嘴里说出的
　　这个字几乎可以排列到天边

　　也许我有点儿自负，我的使命
　　就是把被怀疑的一切压缩成可爱的深渊
　　的确，舞刀弄剑使我对人生有了不同的感觉
　　我已习惯于让历史尊重那致命的一击
　　—— 咏荆轲

　　是的，藏棣又说了，“我不记得他们是如何把我弄出酒馆的　／　那位英俊的太子的请求并不诱人　／　我之所以答应，完全是考虑到不能　／　让平庸来玷污这样一次用剑安慰历史的机会”，这里已经没有了士为知己者死，但这里仍然有壮美，有悲情。但是到了山主笔下，这一切成了贵族操纵傻瓜的游戏。在我读到“风尘异人”一段时心中一惊，甚至，对传统不无几分相当深的迷恋的我看到这一段时，接受起来有几分相当的不情愿，但我不得不承认，这种颠覆，这种戳穿了神话背后的丑陋和狞恶的颠覆，可能确实揭出了某种历史的真相。

　　正是围绕作品的这种颠覆特征，才可以更好地欣赏它的叙事手法。
　　比如它的第一人称叙事，整部小说都是出自伍子胥的叙述。用第一人称写历史小说，在网络上几乎已写臭了街，这倒合乎网络写作往往充满自恋气息而鲜于冷静观察的特点。是得承认，这种写法自有其优长，但也不可低估它的难度，即使是斲轮老手如须弥山主人，在他的这一篇里，也可以看到，一开始处理起来似乎并不得心应手，故事前期有些溢出视角人物伍子胥视线的事件，交代时只能用“在我的想象中”“我听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而后展开全知叙事来修补，这里还是可以看到些微吃力的痕迹，看到处理得不够圆融。但随着后面场景的收缩，难题淡出，文字渐入佳境，山主那冷峭的叙述魅力始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只有用这种第一人称叙事渐渐展开伍子胥阴郁的内心世界，经典传说背后历史的真正秘密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再如小说叙事时间的调度。关于这部作品，我曾和一位写历史小说的朋友有过争论，他更喜欢山主的另一部作品《子贡出马》，他认为《出马》篇幅虽然短，但里面那些人都很出彩，而且是从鲁到齐再到吴再到越，强人一个一个地出现，各有不同，情节环环相扣，层层深入推进，到最后一很短促的收尾扣题，通篇都很精悍犀利，所以他更喜欢《出马》。但我的感受却不同，也许是因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子贡出使这一段我太熟悉了，课上已给学生讲过多少遍，那种上古智慧给心灵带来的冲撞力，早在读原典时感受过了，因此再读《子贡出马》，只是看到一点颠覆，其它的没有什么新鲜感和冲击力；另外，从叙事时间的安排上，《子贡出马》十分简单，基本上是单线顺叙而已，但《子胥出奔》的叙事时间设计则远为复杂，中间大量地运用了插叙，两者的难度不可同日而语。再说到两部小说的结尾，《出马》的结尾确实比较精悍，但《出奔》的结尾则更高超，意味更深长，因为它乍一读，觉得很不合理，为什么会以那样一段插叙结束了整个故事？只有紧扣小说的颠覆特征，才会恍然大悟，原来当完成了对子胥传说中最后一个殉义神话的颠覆后，叙事便已完成了使命，可以戛然而止了。必须承认，这是种十分冒险的写法，但是读过之后，会有更深层的领悟，单从这一点来说，《出奔》也要比《出马》高出一个层次。

　　另外，小说的语言也有些特点。它首先是出自第一人称叙事者伍子胥的叙述，阴郁，狡猾，带着三分惫赖，但是在这些背后，还可以感受到一个文本书写者文字的冷峭，及对句子节奏的从容控制，这无疑值得赞赏。让我犹豫的，是不知该如何看待小说中数量相当多的大话西游式的语句。它和前面说到的颠覆叙事似乎很难分开，寻常写手往往会将它当作取悦看客的便捷手段，但其实，它的成功运用也需要智慧。就譬如《大话西游》的天才之处曾令我叹服不已，但大多数类似的后现代路数的搞笑之作只配称作垃圾，前段时间为了对《水浒传》的接受做延续研究，看了另一部香港无厘头电影《水浒笑传》，就看得我倍受折磨。那么这部《子胥出奔》中的类似语言水准又如何呢？说实话，一开始看到时并不欣赏，那不大合乎我的审美趣味，但看到后来，开始渐渐接受，直到，再后来看到其中的一段：

　　阖闾高兴地握住要离的手，说：“自古以来，多少伟大的哲学家探讨人生的意义，可是要离凭着直觉就发现：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成大事业，和时代的脉膊一起跳动！你们看，要离的这番雄心壮志，竟让我变成诗人了！”

　　笑，停下来反复看了几遍，对这种语言的观感大有转变。

　　最后，说一千道一万，必须要说的一句是，这是部非常好看的小说。在我初读它的夜里，看到对伍子胥出逃一路饥渴情状的描述时，起身从冰箱里取来酒食，啃着鸭腿，喝着啤酒，又慢慢看了起来。待到终于看完，长出一口气时，不觉间已是翌日清晨。

注： 《出奔》即须弥山主人《子婿出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