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安定门外，循古壕而东五里，见古井。井面五尺，无收有幹。幹石三尺，井高于地，泉高于井，四时不落，……而满井傍，藤老藓，草深烟，中藏小亭，昼不见日。春初柳黄时，麦田以井故，鬣毵毵而秀。游人泉而茗者，罍而歌者，村妆而蹇者，道相属，其初春首游也。”

　　大抵游赏满井者，最好为初春，故明人纪满井之胜者，多写初春之游。其中以袁中郎之《满井游记》声名最著，次则王季重之《游满井记》，袁作清新，王作则鲜活、辛辣、峭拔。《帝京》此篇逊于二者，“游人泉而茗者”以下数句便系自袁作中脱化，然其亦自有佳处，如“藤老藓，草深烟”数语，以拗峭拙朴的行文，营造出一种幽深的境界，别有意趣。
　　再如“白石庄”条：

　　“白石桥北，万驸马庄焉，曰白石庄。庄所取韵皆柳，柳色时变，闻者惊之。声亦时变也，静者省之。春，黄浅而芽，绿浅而眉，深而眼，春老，絮而白。夏，丝迢迢以风，阴隆隆以日。秋，叶黄而落，而坠条当当，而霜柯鸣于时。”

　　通过对柳叶、柳枝的颜色、形状、声响的变化的描写，生动地表现出大自然生命的律动。它的语言很怪，如“春，黄浅而芽，绿浅而眉，深而眼，春老，絮而白”数语，它的意思是说：“春天，柳叶刚刚吐芽，是浅浅的黄色，接下来，柳叶渐渐地转为浅浅的绿色，形状如眉，绿色渐深，叶子形状也渐如人眼，春深以后，飘起白色的柳絮。”大意如此，但是作者却没有按古文常规的言语叙事习惯组织文字（这段话如果让桐城派的古文家去写，他们也会力求雅洁，但写出来的面貌必然与此大不相同），此处作者关注的是怎样将人的视觉感受尽力凸显出来，如对色彩的突出，这种追求在书中时有所见，如“青望麦朝，黄望稻晚，晶望潦夏，绿望柳春”（“香山寺”条）等等。这类不甚合文法的句子，一般归于当时竟陵派文风的影响，但从更根本上来说，这类文句更近于诗，如老杜的“红入桃花嫩，绿归柳色新”“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等。与这种写法相似的是，《帝京》中写景，常规动词用得很少，往往直接将名词、形容词等动态化，造成一种特殊的“陌生化”效果：

　　“北地高以风，故能塔不能空”（“法藏寺”）

　　“水一道入关，而方广即三四里。其深矣，鱼之，其浅矣，莲之，菱芡之，即不莲且菱也，水则自蒲苇之，水之才也。”（“水关”）

　　省略动词，使具有视觉形象的景物，直接凸现出来。这种效果的获得，固然可以用名词、形容词动用来解释，但实际上，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这类句子反映了汉语尤其是古代汉语的某一特质，如申小龙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汉语的语词意蕴丰富有余，配合制约不足。一个个语词就象一个个基本粒子，可以随意碰撞。用西方语法的眼光看，汉语的句法控制能力极若。只要语义条件充分，句法就会让步。这种特点使汉语的表达言简意赅，韵律生动，有可能更多地从语言艺术角度考虑。”（《文化断层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变迁》）事实正是如此，上引几处描写，视觉感很强，景物近于纯客观显现，庶几乎无我之境，全书呈现出幽深孤峭的美学风貌，当部分地归因于此。但是，这里还要强调的另外一面是，此书的叙述尽管多持一种超然物外、冷静客观、避免主观投射的态度，即如书前“略例”所云“比事属辞，不置一褒，不置一讥”，但是由于作者本身对其笔下山川风物实际抱有的热情，以及他的文学才华，使他这种独特的审美追求并没有将文章一味引向枯淡冷寂，而时见生趣盎然之笔：

　　“桥下金鲫，长者五尺，锦片片花影中，惊则火流，饵则霞起。”（“海淀”）

　　“然春之花，尚不敌秋之柿叶。叶紫紫，实丹丹，风日流美，晓树满星，夕野皆火。”（“水尽头”）

　　读到“惊则火流”“风日流美，晓树满星，夕野皆火”等句时，不得不叹服文言表现力的强大，及作者的用语隽妙。此数句摹写极为生动，丽彩如画，灵动处不减公安诸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著“出入竟陵、公安”“序致冷隽，亦时复可观”，诚为不刊之论。
　　最后，附带谈一下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是书包罗甚富，大学之典则、首善院之讲学，三忠祠之运漕，庐沟桥之河道，故老传说，奇事逸闻、闾里习俗，俚语歌谣，古人碑碣，春场灯市，山川刹宇，花鸟虫语，均有所涉及。如“白云观”条载丘处机生平、逸闻，“银山”纪建文帝出逃后于英宗正统年间返京的传说，“李卓吾墓”叙李卓吾生平轶事，“利玛窦坟”将基督教思想与传统的墨家思想相比类，“春场”记明代节令风俗，“草桥”谈温室养植，“城隍庙市”详尽介绍宣德炉及当时的瓷器、漆器、纸墨等，治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科技史等方面的学者，均可从中找到相关史料，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崇祯八年，这本书在南京首次刊刻。此书一问世，便受到相当的重视。又过了八年，它开始被第三次翻刻。这一年是崇祯十六年，恰好是作者以无限钟情摹画其山川风物的古老帝京沦陷易主的前夜。而此书的作者，湖北才子刘侗，已于此前数年死于漂泊江南水乡的一条船上，与之相伴的是尚未完稿的《南京景物略》，今已不传。